第四二章 处理许兵的秘密
“向会计，赵国民打击报复，我不干了。”许兵怒气冲冲地一进门就大声地嚷嚷。一头雾水的向河渠忙站起来示意他坐下，边问怎么回事，边给他倒水泡茶。
许兵是胶带车间的负责人。他高中毕业，当过兵，做事稳重，曾担任过仓库保管员，阮志清在江南扩建新车间时将他调去任车间主任，激素撤消后回厂参加过财会培训班，泰兴联办时派他去任厂长，因为儿子患软骨病调回厂部，短期任过片碱车间主任，胶带车间建立时委任为车间主任。
他有文化，跟工人相处也好，平常说话差不多没有高声，有人说他胸有城府，不怎么好处。他跟阮志清听说有亲戚关系，但看不出走得怎么近，不过受阮志清的器重倒是真的。张井芳等私下里把他划为阮派人物，是比朱兴辉、钱振华还要难对付的主儿，听说要委任他当胶带车间负责人，还专门提醒过向河渠。
只不过向河渠自恃与许兵关系也不错，更主要的是许的文化水平高于国民，管理水平不低于国民，只是魄力小些，吃苦精神看不出，是十几个车间负责人中仅次于国民的一个，因而把他放在寄予厚望的胶带车间当负责人。
今天是怎么了？从没听说过许兵也会高声嚷嚷呀。
许兵接过茶杯，坐下来，没喝水，愤愤不平地说了事情的始末。原来赵国民到车间了解情况，问他要操作记录，说最近没记；问他要报表，说没填；问他一机浆料多重，说没称。就这三件事，赵国民竟然当着大家的面宣布停职检查。
许兵气呼呼地问：“凭什么停职检查？生化厂从七九年建厂到今天，六年多了，哪个车间主任受过停职检查处分的？就这三件小事，拿我头一个开刀，太过分了。我不干了总可以吧？”
向河渠感到问题不会这么简单，赵国民作此决定自有他的道理。什么道理？得听听国民的，还得问问车间的同志。于是说：“小许，先别生气。既然他这么宣布了，我再找他谈谈，了解一下情况，好吗？如果他的决定是错的，我会纠正的。相信我不会不公正地处置一件事一个人的。”
许兵说：“正因为相信你才来找你的。没填报表又不是我一个人，为什么别人不填没事，轮到我就受处分？不要以为别人都是瞎子，不过不说罢了，哼！”
向河渠知道他指的是风言风语说国民同几个女人不清不楚的事，其中就包括片碱车间现任负责人在内。他没搭腔，只是说：“消消气，听我的消息。”就把他打发走了。
向河渠让春红找国民上来，并吩咐她问问工人，了解事情发生的经过。春红应声去了，向河渠加了句：“我在老蒋那儿等他。”
赵国民一五一十地说清了事情的经过，与许兵说的完全符合，但更详细。国民说：“这次厂里为提高自主管理的效果，就车间生产管理设置了报表。本意在督促车间加强自身管理，同时厂方及时发现不足之处予以帮助。可他拒绝交表，说是没填，我问他空白表在哪里？他不回答。浆料不称怎么知道单机的消耗？一号问，说是没称，要求称，答应了，二号去问，又是没称，今天去问，还是没称。你们相信许兵表不填、浆料不称吗？
我问他为什么表不填、料不称，他说：‘我同你谈不拢，不要我弄就罢，我不弄。’回想起许兵对我的一贯态度，忍无可忍才宣布他停职检查的。”
接着追述了自去年以来，尤其是今年以来许兵不服从领导的几件往事。然后说：“自主管理不是厂里撒手不管、随他怎么搞的自由化。象这样拒不服从的主儿不处分，生产管理怎么管？”
老蒋捧着水烟台连抽几口，吐了出来，说：“只是许兵是个特殊人物，弄得不好会让人们说我们不能容人，好说不好听。不交报表、不写操作记录，片碱车间也存在，人家会问为什么别人不填不写没事，我许兵就有事？”
向河渠说：“我支持国民的做法。古人说奖小罚大。什么意思？做了好事，越是地位低的越要奖励；犯了错误，越是地位高的、影响大的越要惩罚，这样才显得公正，影响力才大。只是惩罚不是目的，是为人们不再犯同类错误。这次惩罚了许兵，其他人会想连许兵不服从领导都被处分了，我们要是也这样，会有轻板子捱？”
正说话间，葛春红来了，她将了解到的情况作了汇报。她说的与国民说的一样又不一样。一样，是与国民说的完全相符；不一样，是内里不一样。许兵不但作了操作记录，每天所耗原辅材料都有记载。不提供的原因是不知报多少为好，担心厂方定定额时会对工人不利。春红说其实片碱车间卢萍虚报消耗也是为定额。
这么一说三人都明白了，卢萍也好，许兵也好，不是蓄意不服从领导，而是为他们各自的小团体利益着想，想在制定定额时对车间有利一些，大家多得一些。
只要不是蓄意不服从，事情就好办了。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认识到弄虚作假是不对的，只顾小团体不顾全局也是不对的。要告诉大家，制定定额靠的是实事求是，是有产可超，厂方与职工的利益是一致的，不要弄得对立起来。
春红说许兵已向周国强作了移交，回家去了。老蒋说：“我去他家看看，动员他作个检讨算了。”赵国民说：“只要按规定办事，谁跟他计较个什么呀，没仇没冤的。”
向河渠说：“你去一下很好，解释解释。设身处地想一想，他许兵当厂长，下面不服从怎么办？下级服从上级，到哪儿都这样，别不干不干的。”
许兵说不干已不是第一回了。上个月就想辞职回家，其实是想到向明那儿去当副厂长。向河渠约他谈了半天。他说在这儿每月拿三四十元，混不下去。向河渠先是承认工资不高，拿个三四十元是不高。但在沿江各厂比一比，除建筑站、砖瓦厂的计件工外，哪家厂的工资比生化厂高的呢？他回答不出来。
接着就现行制度帮他算了笔帐，说明只要能达到预定的定额就可达到五十多元，那就不低了。他不作声。
向河渠笑笑说：“听说有人答应你去当副厂长。你想去我不打挡你的前途，但是你要想好了，你跟的是什么样的领导？”
向河渠说，“一个好的领导能让你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尽展你的长处，让你成就一番事业；一个不适合你的领导就没有这样的好运。领导的合适不合适，首先要看他的人品和心胸。跟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要慎重地考虑考虑，最好不要草率。”
他说没有这回事。
向河渠说：“有这事没这事都无所谓，是留是走都由你。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人品与心胸怎样？几年的相处你应该心中有个数。我们从事的什么事业、你所主持的车间前途如何？你也得琢磨琢磨。”
向河渠说，“生化厂是大家吃尽辛苦创建出来的，你是创建的元老。生化厂是孩子的话，你我就是它的父母。现在它处于困境中，就好比孩子生了病，是千方百计地治病还是由它自生自灭，取决于大家。
实事求是地说能不能冲出困境，说不准。因为它不仅取决于我们的努力，还取决于领导和有关方面的支持，因而前途难说。在我来说就是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拼命去救治，决不轻易放弃。至于你该怎么办？由你决定。如果决心走，我决不留难。”
那次谈话，许兵没说走，也没说不走，他持的是看一看的态度。
其实向河渠知道持看一看态度的不仅仅是许兵，还有好多人，包括他组建的管委会和他的一帮铁了心的人，甚至包括他自己。
假如遇到重大挫折，陷入极其严重的困境中，在使尽了浑身解数后，也挺不过避不开时，难道也不绕开这条走不通的道儿，另找一条路向前，而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他才不会那么傻呢。
只是现在还得拼，他不能对不起信任他的这帮人，也不能对不起他自己。他知道只有将厂子搞上去了，人心才能定下来。这可是个无头无尾的循环啊：人心不定难搞好，搞不上去人心难定。
现状是令人担心的：肝素不用说因为没有货源早关了门；激素也不干了；香肠如果十月份贷不到款，根本开不了张；小化工尽管生产正常，但因销路不大，没法扩大生产，只能容十几个人上班。现在指望的是胶带，如能正常生产，可以安排三十几人，也就可以略微松一口气。
可是什么时候能正常呢？决定权不完全在自己手里，起码有两头在别人手里攥着：一头信用社，一头客户。常言道家中有粮心中不慌，人人有班上，月月有工资拿，工作好做。而今自从天热香肠送进冷库，再也销不动了，也就谁也拿不到工资了，即使是有钱赚的小化工的职工工资也停着。工资拿不到，许多人没班上，拿什么去稳定人心？全靠耍嘴皮子么？
向河渠知道眼下只有靠嘴皮子来定人心了，就好象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一样，只能靠思想工作。于是他在老蒋走后又去找凡能跟许兵说得上话的同志如张井芳、伍子芳、陆锦祥等等，动员他们去做许兵的工作，促动他分清是非对错，迅速归队。他甚至想自己也去走一趟，想了想，又坐下了。他估计小许会来找他的，果然第二天许兵来了。
许兵不服从赵国民的领导，赵国民决定停职检查。这件事从前到后历时将近一个月，不算其他七八位跟许兵谈过话的，只说向河渠与许兵的接触，仅日记中有记载的就十一次。这十一次的谈话有许多内容都是重复的，现将重复的删去，依时间顺序摘录于下：
8月3日：小许来找我，谈了不到一个上午。他总是说不是不服从，可谈到具体事又偏偏不执行。我对他说：“国民在会上说过他不会管也不敢管。不敢管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你和跟你差不多的老同志不敢管。有顾忌，不好意思，不敢过分按规章制度管理。”
我说，小许，人家有顾忌，总是尽量顾及到你们，你们是不是也体谅体谅他的难处，主动配合配合呢？他还是表示凡不妥当的是不会执行的。
我对他说妥当不妥当要看站在什么角度上。你认为不妥当，他认为妥当，服从谁的？你当过兵应该知道下级服从上级的道理。厂方的制度上也有规定啊。你认为不妥当的可以提看法提建议，但在主管领导没有修改、取消之前，只要不触犯法律，就得先执行，而不能以不妥当为理由不执行。如果允许这样做，那么人人都可以随心所欲了。
怎么说他还是想不通。是真想不通吗？随后又请张井芳再去做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也没有达到目的。
8月4日：动员裴友忠、陆锦祥、伍子芳今天去找小许，老蒋又去谈了一个下午。
为小许停职检查事去公司向秦经理汇报，碰上蜜饯厂关门，老崔提出转产塑料加工，秦经理讲今年到明年上半年全乡资金空前短缺，没钱投资，要等乳胶厂投产后再说。
8月6日：给小许写了一封信，指出他思想方法上有毛病，存在片面性。建议他辩证地看待停职检查这件事，不要总是将事情发生的原因推在别人身上，也得在自己身上找找。我在信上也检查了自己的责任，就是因为面子问题。过去发现他常不将上级的意见当意见，总是为所欲为，在泰兴操作记录几乎为零，我帮助整顿，人一走，依然故我；到了片碱车间，让国民去取数据，他也拒绝搞记录，说是记那些东西没有用，结果恰恰因为没有记录、没有分析，又走了泰兴的老路。要是我不因面子抹不开，而早就从严要求，也许就不会出现公然对抗的事情了。我在信中告诉他，事情如何解决，决定权在他自己手上。打官腔说，他不执行主管厂长的指示，犯了下级不服从上级的错误；从朋友角度讲，国民是我的代表，他不听国民的指示是塌了我的台。是朋友要维护我的威信；愿合作，必须按制度办事。怎么办？听他的。
8月7日：下午剃了个头，将给小许的信分别征求了老蒋、小阮的意见，请小曹送去，并劝劝。
8月8日：上午又和小许谈了好久，细剖其错在何处。惜乎舀水浇鸭背，明明白白的道理、件件桩桩的事例，他却转不过弯来，真是怪哉。
向秦经理汇报了做小许思想工作的情况，经理指示搁个十天半月再说。真为难啊。
8月13日：与秦经理谈临时工转正和小许的事。秦经理说临时工转正，目前不在时候；小许的事可以约小许与赵一起说说事情的经过，我们一起听听，再作评论，帮他分析分析。也好。
郑、伍二人应小许邀请去谈心，回来后说小许愿作自我批评，说明天来厂。
8月14日：和秦经理、赵国民、蒋国钧一起与小许交谈，奇怪的是他仍然没通。秦经理说随他去吧。对他能不能为厂出力，我已没有什么把握了，怎么办？得好好儿考虑一下。
8月18日：今天又同小许谈了谈，看来很难转变他的态度，怎么办？总不能将制度毁了去迁就他吧？
8月23日：小许仍坚持原来的观点，我也反复说了说过的话。他说建厂以来停职检查的他是第一个。我说直接顶撞，硬顶不执行，敢讲“我不弄”的他也是头一个。他认为关键在于国民跟他的关系。我认为如果说到私人关系，在十几个车间负责人中他小许与我算是关系最好的朋友之一，国民完全清楚。别说他从没有打击报复人的先例，就是有也不会用到你小许身上。
我多次说过，好比手上割了个小口子，及时处理是小事情，拖下去也许会变成破伤风。我说集体与私人之间的相处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私人之间，我的意见你可听可不听，那只是你我两人之间的事。集体不一样，只要不触犯国家法律、符合厂规厂纪，上级的指令就得服从。下级服从上级，到哪儿都有这一条。
他问给什么处分，我说处分不是目的，是维护厂规厂纪的严肃性，是教育和警戒。给什么处分要看你的认识程度。
他说他没错，我说要是坚持错误，那么等请示公司后再说。他说处分了他会挨人骂的。我说无论处分不处分都是有人骂的。
有人骂，不奇怪，但是有多少人知道我们对你许兵、对小钱、小顾，对老朱做了多少工作呢？人们只看表面，不知究竟，他要骂我没法。我不能逢人就将真相进行宣传。我说八二年乡里让我当厂长，我怕人骂，没当，结果呢？要被赶出去。去年没法我当了，老阮爱人来骂。我说大嫂子，回去摸摸心想一想，是谁对不起谁？是谁容不了谁？我不要当这个厂长，我没法。今天我提前跟你说一句，我不愿处分你，不要逼我。我让小许去找秦经理谈谈。
8月24日：上午找秦经理请示小许之事，他说：继续挂。
8月25日：跟许兵就制度执行问题再度进行解释。
8月27日：陆锦祥转述许兵的话，要我作全个决断。按制度执行是容易的，后果不能不考虑。毕竟从亲近关系方面讲，他是阮志清一系的人，跟老朱、小钱、阮志恒一样，都得顾及“容人之量”这一说的。锦祥说得对，再开个会，议一议，唉——。锦祥说：有多少人理解你呢？
八月二十八日生化厂召开两委会讨论了三个问题，除效益分析、工伤处置外，主要讨论许兵一事的应对问题。会议由赵国民介绍了事情发生经过，葛春红作了补充，伍子芳、张井芳、曹秀兰、阮秀芹分别汇报了与许兵谈话经过，老蒋也说了三次谈话情况，接着开始讨论。
伍子芳第一个开口说：“我到厂的时间短，不了解许兵对厂可曾立过什么大功，以致厂方对他这么宽容。据我了解许兵在片碱、泰兴两个车间当主任时都是亏本的，换了人好象后来情况反而好转了，胶带车间他离职以后情况也比过去好了些，你们迁就个什么呢？
文化高，高中生一拢一大把，要找容易得很啊；能力强，看不出表现在哪儿啊；听说他女的与向会计的妹妹是同学是好朋友，可是陆锦祥说向会计在队里时连自己女的违犯制度也惩罚，从不循私情的。我真弄不懂了，国民按职权依制度作出处分决定，凭什么还要这么讨论来讨论去的？”
老蒋说：“老伍不了解我和向会计都是受过排挤的人，担心有人说我们不能容人，一朝天子一朝臣。”
伍子芳说：“这就不对了，你们没有排挤他呀。老实说，不是向会计委托我们，我和老陆、老洪还不会去找他剖解、劝说呢。换了我，早就换掉了。不听我的，要你干什么？我就不信离了胡屠夫就吃混毛猪？前前后后没有十个也有八个劝过他了吧，这算什么排挤，明明是迁就嘛。”
马如山说：“论是阮厂长的老人马，我算是最老的了，老支委、老车间主任、老供销。老蒋，建塑料厂支部时，支委就阮支书、你和我三个，比许兵要老多了，我就没感到新班子排挤过老人马，反而比老阮更迁就，对老朱的迁就就很明显。”
马如山说的老朱就是朱光辉。朱光辉这个人是阮志清当兵时的战友、运动中的心腹，在十几个车间主任中文化水平最低，怎么会当上车间主任的，不知道，用尹坤在跟阮志清吵嘴时的话说就是“你姓阮的只喜欢用象朱光辉这样比你还没水平的庸才。”所管车间历来是全厂落后单位。就这么个人，新班子在安排工作时总还优先，原因就在于避嫌。对此人们都心知肚明，而今对许兵的处置也是这样。
“马叔叔，你认为应该怎么办呢？”葛春红人小心眼灵活，立即将话题转向主题。马如山是个直爽人，不知春红的心思，随口说：“这有什么怎么办不怎么办的，国民的决定是对的，没有讨论的必要。”葛春红紧跟着问：“你也找他谈过话了，他要是始终不认错呢？一直停下去，车间也一直没主任？”春红的这句话才是开会的关键。
马如山直，但不傻，众人都知道葛春红提问的答案应该是什么，他当然也知道。知道是知道，他可不愿开这个得罪人的头，反问说：“你说呢？”
向河渠说：“我来说吧。大而言之一个国家，小而言之一个单位，都得有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这规矩，在国家是法律法规，在单位则是规章制度。许兵从车间主任岗位责任制上讲，违反了第七条‘有完整的原始记录’，从制度第六项‘纪律’第一条讲违反了第一条：下级服从上级，这一条的全文是：”他翻开制度汇编念道：“1、下级服从上级。违者主管负责人有权责成检查或停工停薪检查。”
他看了大家一眼说，“赵国民依据许兵的言行，结合过去多次不服从的现象，作出停职检查的决定是正确的，在他的职权范围内。正如子芳同志所说的没有必要讨论来讨论去的。
为什么要讨论？一是许兵是生化厂的老骨干，如老蒋所说的，我们不希望让人们有排挤老人马，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嫌疑。其实我和老蒋原本就是生化厂的创建者，许兵也是我们的老部下，原本不必避这个嫌的；
二是统一一下认识，让大家理解、支持国民的工作。国民同志当这个主持日常工作厂长，有他的心理负担。就象老马所说的，生化厂有一班老人马，资历比他深，他不敢管。这次处分许兵也是被逼的。各位想想，刚才介绍情况中许兵的那句话‘我同你谈不拢，不要我弄就罢，我不弄。’对于国民来讲，被一个下级顶到这个份上，谁还忍得住？一而再，再而三，从去年到今年，从片碱到胶带，几次国民的话只要不合他的意的就不执行，他这个厂长还怎么当？车间职工不听许兵的话，许兵能容忍吗？讨论就是要让大家设身处地理解国民，支持他的工作；
三是通过这件事，要在我们领导层提高一个认识，这就是我多次说过的规范化。制度起什么作用？起规范化的作用。有人说胶带车间比以前好了，为什么会变好？是制度通过这件事显出了它的威力。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连许兵这样的老同志触犯了制度都要受处分 ，那么其他同志就得好好地想一想，是不是应该严格执行制度？制度是不会迁就任何人的。”
“至于许兵这件事如何结梢，主动权在他自己手里。”见众人中有人似乎不解，向河渠问：“国民，还记得到江南搞发展前，我曾跟你们三人说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站住脚靠什么吗？”赵国民说：“记得的，一直没忘。”“哦——？说给大家听听。”
“当时我们三人都认为‘要靠坚持不懈的奋斗拼搏！’，你说的是‘要靠你对社会有用！’你说坚持不懈地努力，拼搏奋斗并没有错，更关键的是你对社会有没有用？对家庭有用，你能在家庭站住脚；对社会有用，你能在社会站住脚。社会越是离不开你，你的脚跟站得越稳。”赵国民边回忆边说。
向河渠见赵国民一直没忘记他的告诫，感到欣慰，他盼望也能成为大家的共识。于是说：“许兵这件事也是这样，取决于他的决定对生化厂是有用还是没用？有用则留，没用则满足他不弄的愿望。这句话适用于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要是有朝一日我发现自己对这个厂已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了，我的选择就是走。”
八月二十九日向河渠给许兵写了一封信，并复写成五份，抄送赵、蒋、阮各一份，请曹秀兰送去。向河渠在信上说：“锦祥同志转述了您的观点，并要我作个决断，今请小曹转达书面答复如下：
古人说‘是非本无定论，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恶’，这是一条真理。您认为您的想法正确，我们认为我们的做法不错，站在各自的角度上看，都无可非议。
现在的问题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我认为衡量是非对错的标准应视环境、对象而定。不知您觉得对不对？相对于生化厂今天而言，凡有利于生化厂的集体利益、有利于生化厂的振兴、符合生化厂的规章制度的就是对就是是，反之则为非为错。您同意这个标准吗？如果同意，则请用这个标准去衡量这件事的是非对错。如果不同意，那就不用说了，我们分手吧。道不同不相为谋，既然不愿为生化厂的振兴而努力，又何苦硬捏在一起？
我们是要按这条标准办事的。本着这条标准，昨天就你所犯的错误，两委会花两个半小时作了讨论。与会同志个个认为国民同志作出的停职检查决定符合制度第六章第一条规定，没有错。鉴于二十多天来，两委会曾委托八位同志先后与您谈心、剖解、劝导，我本人也十一次与您交谈、探讨，您仍坚持错误观点。会议就您拒绝检查的原因作了分析研究，惋惜地认为尽管您有一定的才能，但如果不能为集体的振兴事业所用，不能自觉自愿执行厂规厂纪，那么才能再大也对集体没有用处。大家找不出更妥当的办法来解决至今僵持的局面，只能将‘怎么办？’的问题留给您自己。”
向河渠在信中说，“身为这个厂的厂长，面对这个本来很好解决而又无法解决的问题所持的态度只能是大家态度。不管是哪种办法都只能对维护制度有利，对集体振兴大业有利。奉劝您设身处地为生化厂的振兴想想，为全厂的利益想想，再作决定。”
向河渠在信中说，“作为朋友，我提醒您：无论要在哪里站住脚，都要对哪里有作用，作用越大，脚跟站的越稳。只顾自己是顾不住自己的。”
最后向河渠以“盼您早日认识错误，上班工作，共创新业，不要再拖下去了。”结束这封六七百字的信。
大概又拖了七八天，许兵见拖也无用，才来厂承认错误，作了检讨，了结了这桩公案。对此向河渠赋诗说：
许兵犯事处置难，难在关系非一般。本属阮氏一嫡系，能从宽时不从严。
只是犯错太严重，轻描淡写何以堪？着人劝解七八个，口谈笔写十来番。
前后历时月有余，马马虎虎才算完。许兵犯事事等闲，按章办事一般般。
只是厂处危难中，才让小事变困难。何当日月换新天，违章之事不再谈。
这一长长的过程在给钱教授的信中说起时只以两三句话就作了概括。
事后伍子芳特地找向河渠探讨深层次的原因。因为他发现不仅仅在许兵这件事上，就是在别的职工违反制度时，处置的力度也不大。
伍子芳说：“我们都知道乱世用重典，生化厂目前正处于乱世中。制度中有制度执行法，为什么总是雷声大雨点儿小，不能严格按制度执行呢？”
向河渠说：“这个问题我只能这样答复你：它不是厂振兴不振兴的主要矛盾，解决不解决目前问题不大。等主要矛盾解决了，这个矛盾自然迎刃而解了。”
伍子芳还是不理解，见向河渠不准备作进一步的解释，于是再来找老蒋。
蒋国钧听伍子芳说了谈话的经过，想也没想就说：“你错估了形势。生化厂是在艰难中，但不处在乱世中。你大概没听说‘向家军’这个词，是几年前一个叫尹坤的老兄起的名。”伍子芳问：“是沿北村的尹坤？”
老蒋说：“就是他。他把跟向河渠走得最近的十几个人称为向家军，是老向的铁杆队伍。车间负责人、核算员、普通工人都有。那时老阮妒嫉的就是这些人对他说什么听什么，老阮的话到没有那么有用。就是在这次体改中老阮不要老向了，还纷纷打电话给老阮给公司给乡里，要求留下他。这些人如今是厂里的核心力量，没有制度也会拼命干，有几个不遵守制度的人乱不了阵脚。
或者你要问严格遵守制度不是更好些吗？不尽然。目下厂内经济情况不好，除铁杆外，士气不高，只能容着。一旦经济效益上来了，士气上来了，违反制度的现象自然少了，甚至差不多没了。
他现在的重心在胶带的上马和香肠的恢复生产。第一是资金，第二是胶带销路。所以没有认真去关注制度的落实，放手让国民去管。一旦国民有撑不住的现象，他立马撑腰，但还是尽量不出面，始终维护国民的威信。对许兵的处置就是个典型。
你全面地观察观察全厂的情况，尤其是许兵躺倒不干后的情况，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伍子芳坐在老蒋的对面，眨着双眼，沉默了好一阵，才笑着说：“这个秀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