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不重要，而是这些东西是表不是本，就像刚才那位同学说的，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根基建立在守护人的价值、自由、尊严上时，它才会拥有真正的强大，而这种强大是超越‘实力’的，所谓‘仁者无敌’，国亦如是。可一个权本位意识形态的民族建立的权本位国家，眼里能看到的只有‘实力’，可对‘实力’不择手段的追求中它根本意识不到自己丧失了真正的‘强大’。我们心心念念认同权力意义上的‘国家强大’，可对身边公权力的蛮横、不透明、不公、腐败造成的无孔不入的危害和个人不幸却视而不见、习以为常，甚至觉得为了所谓‘国家强大’这些牺牲都是在所难免的、值得的。这群斯德戈尔摩综合征的懦夫只敢在强权的羽翼下对着别人嘶吼、起哄，可对自己头上的强权却连个屁都不敢放。他们以为强权的羽翼是保护他们的？在强权眼里他们充其量只是韭菜，看似在它羽翼下只是强权暂时没有收割罢了。”说着说着，疑似历史专业男生又渐生义愤。“只有民强才有国强，只有因民强而强之国，从没有因权强而强之国，权强之国永远只是外强中干的暴政之国。只有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强健之民才能驯服权力；只有守护人的价值、自由、尊严之国才能培育出强民，这是互为因果的，真正的强大只可能在这种互为因果中，而在这里面其实根本不需要追求所谓‘强大’而强大自至。”
“一个权本位国家是不可能真正形成合力的，它的底层逻辑和制度决定了其内部的官民对立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官的首要任务就是制民弱民愚民，这不是任何当政者个人的良好主观愿望可以改变的。”腼腆女生认同男生的说法，却并没有被义愤感染，她淡雅依旧，“权本位就意味着人是工具、民是工具、其实官也是。只有人本位国家，官、民才有可能形成真正合力，当一个国家为了守护人的价值、自由、尊严而存在，我想没有人会不愿守护它；当公民在良好法治下成为权力的裁判员，每个公民都可以凭自己的意愿、美德、智慧、能力参与到国家的治理中，可以想象一下这会让国民对国家自发出怎样的责任感与担当；当权力不再是权本位下为自己而存在，而是在法治下、在国民的监督与裁判下为国民和国家而存在，并且因为公开、透明从此再难以被人性之幽暗与邪恶支配，这时公权力在拥有真正的责任感之后又会产生怎样的公信力、感召力与向心力？”女生望向远方的目光中仿佛已有那副图景，连周围众人也被她感染，隐约若见，但在今天格外湛蓝清澈的天幕中又仿佛海市蜃楼…
“刚才有人说‘绝大多数人其实是缺乏坚定良知和理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确是事实。”相比憧憬，教书先生更在意的是现实，“虽然解决这个问题是每个人的责无旁贷，毕竟生而为人，不止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更应该是精神意义上的人，但后者如何实现，最终只有靠每个人自己。”看着现场的人们，以往对这件事不抱任何希望的教书先生，今天第一次有了某种不同的感觉，“不过，个人的责任并不等于免除政府的责任，而且从国家角度来说，负有更大责任的恰恰应该是掌握公权力和更多资源、信息与知识的政府。如果说一个国家的政府是由国民中的精英主导，那么相比缺乏资源、信息与知识且没有权力的普通人，他们更有责任去解决‘绝大多数人其实是缺乏坚定良知和理性’这个根本问题。夫子所说‘富之，教之’不就是为政者的天职吗？何谓‘教’？精神上成为真正的人。什么是精神上真正的人？觉醒的良知与理性。”
“可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培育出的国民都是功利主义者，别看没事时一个个温驯善良，一旦嗅到利益的味道，个个原形毕露、不顾一切、贪得无厌，跟嗜血成性的狼没有差别；只要把谎言包装成切中他们人性弱点的真理，他们…哼哼，理直气壮就能蠢出天际。另一边，如果一个国家的官员录用与选拔机制几乎不可能让拥有觉醒良知与理性的人脱颖而出，也几乎不可能筛选出所谓精英，那个充斥各色形式主义、唯上哲学、屎上雕花、利益交换、人情算计、厚黑学的体制只会让善于伪装、表演、算计的精致利己者通吃，又该怎么办？”官样人的疑似下属在一步步深挖死结，也是他内心原本早已深埋的绝望，好像完全忘了官样人就在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