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三章 为众利益敢上书
1973年3月，通城地区下发了取消公社一级宣传员、通讯员半脱产编制的文件，县里自然转发，并通知各社在三月底前安置结束；接着就派员到各社督促，到沿江公社来的是县通讯组的薛良汉。
三月底前向河渠接到大队派人送来的口信，让到公社办公室去一下。向河渠知道是工作确定了。就抱着慧兰放在自行车前杠上，骑车来到办公室。
慧兰很高兴跟爸爸出去，不但能认识各种各样不认识的人，还能得到糖果、糕点。今天往车前座位上一坐就问爸上哪去？爸爸告诉她去见那个她认识的奶奶，一下车就跳跳蹦蹦地在她爸前跳进了办公室，并甜甜地叫着“奶奶”，逗得秘书笑呵呵地弯腰把她抱起来，进卧室抓了一把糖果，塞满了她小围袈身前的小袋，手上还拿了几块。
印秘书一手抱着慧兰，一手拉开抽屉，取出介绍信放到向河渠面前说：“依据宣传部的要求，书记觉得农机站保管员这岗位可以，不会很忙，你可以挤时间写文章，另外负责人小老姜是你的老熟人。葛部长亲自去打过了招呼，书记也打电话作了交代。舆论，对一般工作人员的安置能这样关照的，我是第一次见到。周扒皮还说你不善于与领导打交道，真不知他从哪儿看出的？”
向河渠说：“组委说得没错，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我确实不善于巴结上级，别的不说，与你在一个办公室工作，论关系在公社算是最密切的。”秘书笑着说：“数第二吧，第一要数晓云。这下好了，又可以天天见面，卿卿我我了。”
“天天见面？”向河渠问，“她不是在群力车口吗？慧兰，下来，奶奶抱着不累吗？”秘书说：“不累，至少有十六七年没孩子抱了，挺享受的。前几天才调到车间当核算员。去要注意点影响，公社里知根知底，不是阮主任说，我们也要怀疑呢。”
向河渠说：“谢谢你的提醒，我会注意的。这几年你对我的帮助不少，却连一顿饭也没请你吃。”秘书说：“沾你的光也不少，工作上你在这儿向区委汇报的事揽了去，我轻松了很多，你一走我要忙多了，烟我也要少抽许多呢。”
书中暗表，向河渠与印秘书合一个办公室，人家来办公室办事，绝大多数人都敬烟。向河渠是不抽烟的，开始是摇手拒绝，有人已拔出来了，不抽也搁到桌上，有的人见说不抽就又缩了回去。秘书开玩笑地说：“不抽不要说出来，你不抽我正好呀。”所以有这一说。
秘书继续说：“虽然你从没请大家吃过喝过，大家对你的看法还是挺好的，可见周扒皮的话没根据，你不必放在心上。如有矛盾没法解决，告诉我，我帮你想办法，公社是你的娘家。”向河渠感激地说：“谢谢你，也请代向各位领导转达说我衷心感谢他们的关照。”
农机站在沿江公社算是最大的社直单位，共有一百多名职工。支书姜大兴，就是秘书所说的小老姜，是原跃进大队的副支书，站长袁伟民是农机站的创始人。
农机站是向河渠熟人最多的单位，支书不必说，陪书记蹲点时几乎天天见面；站长家所在队与红星四队田靠田，父辈关系就很好；负责管理全社电力的人员中有三个是初中的老同学；下伸的粮食加工点上有老同学还有儿时的玩伴；徐晓云就不用说了，正象秘书说的如了他的愿了。
他在站上如鱼得水，虽来站还不到两个月，却已成为姜支书袁站长的得力骨干。这并不奇怪，因为他来自公社，又因原来的工作关系，在沿江上上下下几乎没有不认识的，有事让他去办，自然最合适了，
县委关于缴钱记工分的文件一下达，凡户口在生产队的务工人员都没心思工作，或在车间、工场边干边议论，或在吃饭时骂骂咧咧，严重的整个工场坐在一起商量如何应对；尤其是供销员赵德才从临江县城回来说县委大院前贴满了大字报以后，人们的情绪更不稳定了。向河渠也很不平静。
说句心里话，缴钱记工分，纯从个人利益上讲，他的抵触情绪并不顶大。因为满打满算他离开生产队才两年另四个月，如果不是周组委关照、严书记赏识，到今天还在生产队里当会计呢，也不过拿同等劳力的工分；现在搞缴钱记工分，好比是又回到生产队，还另外多了工资20%的伙食补助呢。别看只有五块钱一个月，其实投粮到食堂，菜金钱平均七八分钱一天，扣除不时在家吃的话，两块钱足矣，全年就余三十六元；抵本队男劳力两个多月的劳动报酬呢，有什么不满足的？问题是工友们的反应、站上的现象让他心里不安。他回忆着这些天来听到见到的情况：
金工车间老钳工包井祥特地到仓库来找向河渠倾吐他的苦水，请向河渠把他的情况向县委申诉。
包井祥是解放后第一批义务兵役制参军的复员军人。回乡时适逢家乡大跃进，他参加筹办五金厂。
那时候他把七百多块退伍费留下另头，全部投到厂内。由于吃饭不要钱，无所谓工资不工资，每月发七块钱津贴。他是沿江公社开机器的第一代机工。三年困难时期人们用各种副业度难关，他与几个工人坚持在厂里搞生产。机器开响后，工人们干活儿，他去摸鱼捞虾给大家当菜也当饭；并把他积攒的津贴到黑市上买米（国家籼米一角钱一斤，黑市米两块多---笔者注）贴补大家。由于他们的撑持，厂子保下来了。
后来随着工厂的恢复和扩大，他的报酬从七块到八块到十二再到十六，六四年时他拿二十六块。
六四年那一年他家所在大队买了一台3110柴油机，建了一个机灌站，在全社是第一个由大队兴建的。他们要改变灌溉靠人工车水的落后面貌，使灌溉达到机械化。机器是买回来了，灌溉渠也建成了，哪个开机器？
还在买机器的时候支部就打包井祥的主意，并报党委，党委当然批准。支部再找厂里，当时的厂长就是袁伟民。尽管袁伟民舍不得，但党委的批示是没法抗拒的，只好放行；而包井祥本身呢，作为共产党员、复员军人，在支书孙建国的动员下，热血沸腾地回大队参加灌溉机械化工程的建设，成了大队第一个机工。大队为防止他不安心在本大队工作，没通过他就把户口迁了回来，这么一来他的定销户口就变成了农村户口。两年的时间里他象母鸡孵小鸡一样，带出了一批徒弟。
六六年农机站革新榨油机，急需技术人才。站长袁伟民（农机站成立时的班子全部是五金厂的人马，当时等于五金厂多了个单位名称，后来五金厂变成农机站的一个车间——笔者注）来大队商量要包井祥。大队考虑到当初厂里的支持和现在离开包井祥并不影响工作，就同意了袁伟民的请求，工资加到二十九。
只是这么一下一上，户口性质却起了变化，而且变不回来了。社教运动中农村户口的职工要上缴积累，规定缴工资的5%--15%，大队照顾缴5%，二十九块的工资变成二十七块五；运动中造反派认为不合理，要按10%缴，又变成二十六块一。这一回搞缴钱记工，他们队同等劳力年收入大约一百五十块，加20%为一百八十块，再加伙食补贴五块八角，工资就变成二十块八角。
包井祥说完后问：“我带的徒弟转正后工资加到三十六，我下去了两年，工资下降到二十块八角。向会计（凡开票的、记帐的都被工人称为会计，不是真正的会计——笔者注），你说说我犯了什么错？是不是不该听党的话？”
向河渠说：“不能这么说，别说你是党员，就是普通社员也必须听党的话。只是这个文件能不能体现党的政策，还得分析。”包井祥说：“我没有文化，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好，不懂分析。你帮把我的情况写出来，我送到县委去，问问县委还讲不讲理了？”
青年工人吕刚迟到了，刚进大门时却被正要出门的姜大兴撞见，批评说：“怎么搞的，到现在才来？”吕刚说：“我还提前了呢，迟什么到？”
本来呢，姜支书不太过问这类事，吕刚只要随便说个借口完全能混过去，或者说句软话也行，谁知偏顶嘴，这就麻烦了。提着空瓶来食堂充开水的向河渠见状要糟，正想上前排解时，姜支书已提高了嗓门问：“怎么，迟到还有理了？”吕刚毫不示弱地回嘴说：“当然有理。”
一听这话，别说是姜大兴，就是向河渠听了也觉得不对了。按时上班是站上的规定，也是全国各行各业的规定，迟到怎么可能有理？姜大兴不怒反而笑了，将自行车撑起来说：“唷嗬，跟我说歪理，也不打听打听，我是个说歪理的祖宗。你到给我说说看，你的理在哪儿？”
说姜大兴是说歪理的祖宗可不是他自吹，而是公社印秘书封的。这封号不叫歪理的祖宗，词典上没查到这个字，如用拼音，则叫“bia侯家爷”，临江的方言，为防读者看不懂，故用近义词。你说遇上这位说歪理的祖宗，吕刚能为迟到说出个什么理由来？向河渠颇有兴趣地站在食堂门口的路上望着吕刚。
“队里哨子一吹，社员还没出门，我第一个出门往这儿跑，比社员还早，迟什么到？”吕刚满有理由地说。“这里是单位，不是生产队，必须遵守这里的规定。”姜支书训斥说。“为什么要到队里去记工分？”吕刚一步不让。“县委的文件，又不是站上的事，我们管得了吗？”姜支书说。
弹簧车间紧靠大门，听到争论声，有人探头往这边看，不一会儿竟涌出了四五个，站到车间门口。向河渠觉得僵持下去影响不好，于是说：“吕师傅，县里的文件真怪不到姜支书，他又没叫你上缴。”吕刚说：“管不了就别管闲事。”
姜支书火了，说：“上班迟到批评你，怎么会是闲事？缴钱记工是上级的事，我们管不着，单位的劳动纪律是我们的事，怎能不管？”吕刚说：“如果你也缴钱记工还这么认真管，我心服口服，你们干部反正不缴，却心安理得地管，当然不服。”
姜支书问：“吕刚，你这么说的话，我到要问问清楚。你上班迟到究竟是针对上级的文件呢，还是针对干部不缴？听你的说法是跟我姜大兴过不去？”向河渠忙插言说：“姜支书误会了，吕刚的迟到针对的是与社员同等记工，这在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肯定不是跟你过不去。至于刚才的话是话赶话赶上了，你把劳动纪律与缴钱记工看成是两件事，他才这么说的。其实两者之间是有牵连的。好了，吕师傅，上你的班去，下次早一点儿，姜支书也有他的难处。”
“站在干岸上不湿鞋，轮到自己只怕还不如我呢。”吕刚嘟嘟囔囔地边往里走边说。“给我站住，什么干岸不干岸的？”姜支书喝道。吕刚应声站住说：“你一年拿三百六，你家四队最高劳力一百七，还没你的一半，现在也扣下你的一半，你急不急？革命没革到你头上，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横竖又不缴钱。”姜支书说：“我缴不缴钱关你什么事？拿的你的钱？”吕刚说：“我凭力气凭技术吃饭，也没拿你的钱，你凶什么？”
在姜吕两人斗口中，不仅是弹簧车间的人几乎全部走出车间外，钳工焊工们也丢下手中的活儿，走了过来，还不住地议论，什么“坐轿的不知抬轿的苦”啦，“我们不干活你拿个屌”啦，“干部搞特殊化不合理”啦等等，聚蚊成雷，乱轰轰的。也难怪，涉及到众人利益的事情谁又能置之度外呢，而农机站里除与包井祥一起坚持在三年困难时期没回家的五六个人是定销户口外，连支书姜大兴在内都是农村户口，难免众口喧嚣的。
向河渠见势不妙，忙将热水瓶放到厨房桌上，匆匆去油坊找站长袁伟民简告情况。袁伟民一听，立即快步赶来，大声说：“大伙儿不要误会，姜支书前天还在说县委文件会影响大家的积极性，同情大家的遭遇呢；我们也打算向公社反映，看看公社怎么说。虽然我不是农村户口，但凡站上的职工都知道我一向都是把大家当兄弟看的，姜支书也是个讲义气的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会帮大家的。都去干活儿，不要聚在这里了，大海，老绵羊，带头走；长胜，凑什么热闹......”
沿江公社为落实县委文件,专门召开了社直单位职工大会。社直单位不仅是工厂企业,还包括医院、学校、供销社、商店、兽医站，凡公社党委直接领导的，除农村大队外的所有企事业单位，这次大会连县属农场也刮了进来，因为县属场圃内也有农村户口的职工。
大会由抓工业的葛部长主持，分管文卫的郭梅林副书记作动员报告。当郭梅林说到：“这是一件事关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事关巩固工农联盟的大事，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大事。大家想一想，社员的辛苦程度一般来说要比我们社直单位职工大，报酬呢，全社年平均男劳力一百六十块，职工呢，高的四百多，才进单位的少年伢儿也拿两百开外，这不是资产阶级法权是什么？”时，突然人群中有人大声问：“你每月五十一块半，是社员的四倍，算什么？”
这句话让全场陡然一静，随即“哗”爆发出一场哄笑，不少人竟然鼓起掌来。会场一阵纷乱，郭梅林发了一通火也没能让会场平静下来。葛部长拿过话筒命令说：“各单位注意，立即整顿各自的秩序，马上。”随即传来各单位头头的训斥声，会场才慢慢平静下来。
郭梅林继续讲话，但讲话的语气与喧闹前已迥然不同，差不多听不到“嗯”“啊”“这个”等拉长声调的词儿，与其在说讲演，不如在说读讲稿。在向河渠的记忆里，郭书记在会上东拉西扯，每次讲话都不短，今天第一次开了个短会。接着葛部长宣读了讨论题后宣布各单位回去讨论，讨论记录明天下午送公社办公室。
农机站分五个组讨论，向河渠的任务是汇总各组的讨论情况。依照姜支书的意思，走走过场就行。他是不参加什么讨论的。于是向河渠带着笔和本子穿梭于各组之间。讨论题中有一条是“议一议缴钱记工的伟大意义、拿固定工资的危害性。”向河渠耳中听到的是“放屁，拿固定工资有危害性，那些制定文件的人、高高在上当官的人为什么捧住危害不放？”“意义？意义就是生产积极性没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出劲做就是为生产上去了，能多拿点钱，现在无缘无故地钱变少了，谁愿出力？”“依我说这个狗屁文件才有危害性呢。”各组都不按布置的议题讨论，说得最多的就是“生产队好差不一样，同样缴钱记工，最后收入不一样”“干同样的活儿，因户口不一样，最后的报酬差距悬殊”“干部特殊化，嘴说不响”“政府里出了奸臣”等等。
顾荣华是向河渠的老同学，在供销社卖农机配件，住在向河渠回家的路上，常在上下班途中相遇一齐走。一天两人又走到一块儿，自然而然地也扯到这个热门话题上。顾荣华问：“你们站议论怎样？”向河渠简单说了一遍，然后反问供销社的情况。顾荣华说：“只怕到处都一样，农村的说‘我们与定量定销的站在同一个柜台上营业，在一个食堂吃饭，一个宿舍睡觉，我们拿工资是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拿工资就变成无产阶级法权了，这是个什么理？’定量的也说‘我看是不合理。本来我们工资就比你们高，再一缴钱记工，差别就更大了。’我也不信工农差别就体现在我们这些亦工亦农的人员身上，即使亦工亦农人员工资都不要了，三大差别仍然存在。”
在上班的路上，听到有人说风雷镇铁工厂家住高沙土地区的一些工人不干了，因为缴钱记工后的工分钱连口粮都拿不回来，吃饭都会成为问题，还不如回家搞副业呢。
农机站负责供应全社的柴油、机油，与来付油的社员、机工聊天，来人对缴钱记工都不感兴趣，认为差别总是有的，消灭差别几乎是不可能的。红旗四队的社员说：“我们四队的劳动日一般都超过一块，七队才四角多，这差别怎么缩小？总不能说我们比他们多拿就是资产阶级法权吧？”
各方面的情况表明关于缴钱记工的文件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他打算写一封信给县委，阐明自己的看法。
他向姜支书借来县委的文件，认真学习、思考，然后提笔疾书。初稿完成后，邀请徐晓云、包井祥、杨瑞和、周荣祖、吕刚和丁静修来讨论，征求他们的意见；还到机灌站找何宝泉研讨，受到大家的赞同。
包井祥说：“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吕刚说：“签上我的名。”包井祥说：“也签我的名。”其他人都建议联名发出。杨瑞和说：“不如在全站公开，自愿签名。”
向河渠说：“以我个人名义，是提建议，领导看了容易接受；大家签名，变成了请愿，含有点震胁的意味，容易反感；再说了，一人做事一人当，如果惹恼了上头，有罪名我顶着，犯不着连累你们。”丁静修说：“罪不责众，还是我们一齐签名好。”
向河渠说：“刚才已经说了，我个人署名比大家签名效果要好，加之出发点是为帮助领导更符合毛泽东思想，没有不利于他们的意图，也不会得罪他们，放心吧，没事的。”
石崇实已回到教育系统，在邻近公社滨江中学当了副校长，向河渠拿着这封信去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写得很好，有说服力。不过要让他们收回已发出的文件，涉及到他们理解的威信问题，只怕难啊。”
向河渠说：“这就得看这届书记的思想水平了。一个高水平的领导者应有博大的胸怀，应知道有错改错，不但于威信无损，而且更增大了威信，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应该明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道理。这文件明显地有损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广大职工利益的，应当纠正。”
石崇实说：“问题在于书记不是你呀，谁知这位贺书记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向河渠说：“不管他，我们只往好处去想、去指望。”
那时的沿江公社没有邮电分支机构，只有公社有一只邮箱，全社寄信都要通过这里，向河渠寄信自然先见印秘书。
秘书说：“舆论变保管了，向保管，离了公社门就不是公社人了，也不来玩玩。今天有何贵干哪？噢，寄信，给谁？”
向河渠简单说了情况，并把信抽出来给秘书看。秘书看了以后说：“写是写得很好，听说贺书记跟我们这位一样，也不错，不妨试试。有底稿吗？”
向河渠说：“吃一堑长一智，哪能不留底稿？怎么？运动前的事你也听说了？”秘书说：“事情直闹到社教总团，谁不知道沿西有个向河渠呀。”
书中交代，红星大队运动前叫沿西大队。原来六六年上半年的一天，向河渠正在家中看书，偶听得西山头有人在议论着不平事。向家四间屋，周围都是芦苇编的壁障，向河渠睡西房，屋山头当时正支着水车在车水抗旱，距离向河渠看书的书桌直线距离也只三五公尺，因而听得见说话声和哗哗流水声。
当下向河渠听到的是：社教工作队少数队员扎错了根，听信了几个积极分子的话，把生产队的干部、骨干分子揪出来批判，想借机夺权。读者诸君看到这里定会失笑：一个生产队正副队长、会计有多大的权，也值得争来夺去的？“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那年头就是那么疯狂，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借运动整人夺权，影响直到最小的单位——生产队。蜗牛角上还在争地盘呢，权再小也是权啊，争来了就是自己当家作主了呀，能不争吗？
向河渠听了觉得这个问题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跑到工作队队部作了反映，没用；再到社教分团陈述，也没用。也难怪，谁会去理会一个中学生的叙说？
人们常说年轻气盛，向河渠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一怒之下写成书面材料寄给了县里的社教总团。总团转到分团，分团转到工作队。这一下惹了祸 ，相关人员恼羞成怒，由于材料中有诸如：“你们号称是毛主席派来的社教工作队，放着阶级敌人不整却去整贫下中农和干部群众，你们到底是谁家的人马？”“你们听不得不同的声音，谁提了工作队的意见谁就是反党，成了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么？偏要摸。”之类的言语，工作队一些人就把这些言论梳成辫子，发到生产队他们的积极分子手中，准备批判向河渠。
因为没留底稿，向河渠也记不清材料上的具体词句了，幸亏积极分子中有与他处得好的把底细告诉了他。凭着毛主席颁发的二十三条，向河渠在队里放风，只要谁敢挑起这场斗争，他将与之斗争到底，将揭开这帮人在四队的所有内幕，将不到分团，起码到总团去揭发。
他说“毛主席明确指出不准以任何借口整群众。要整就整吧，我随时奉陪。”他讥笑说：“愚蠢的家伙，也不去查查‘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是谁说的？竟敢批判我，来吧，试试，看谁有这么大的狗胆。”后来这场闹剧还没开场就悄悄地不了了之了。
从那以后凡向外发出的信件、材料，他都留底稿，这习惯一直沿续到今天。这也是秘书问有没有留底稿的原因。也幸亏留下了底稿，我们才得以看到向河渠当年的胆略。现将全文抄录于下，以飨读者。
信是用“临江县沿江公社农业机电管理站 ”的信笺纸复印留下的，信笺纸上印有“最高指示”下面一行是“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再下面才是农机站的全称。信纸共三页，开头是“毛主席语录”内容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信的题目是“学习县委２７号文件后的意见”在写了“县委、县生产指挥组，尊敬的领导”后，信的全文如下：
“学习了您们的关于生产队外出人员缴钱记工的文件后，有些不同意见，现分述如下：
第一，县社企事业农村户口职工工资归己算不算‘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纳入集体轨道’问题，文件中是否定了的，我们有不同意见：
１、企事业农村户口职工一般是由当地党委研究安排进单位的，他们的工作受党的统一计划、统一指挥，和生产队社员的生产受党的统一计划、统一指挥，是一个性质，他们的工资和社员一样，也并不是劳动的全部收入，而是减去了各项支出、提留后的剩余部分，都同样经党组织批准核定。所不同的是职工工资固定、社员的工分报酬不固定罢了，其他并无区别。缴积累给生产队就已经是双重上缴了（社员劳动所得只被生产队一级扣除应扣部分，而职工的劳动成果却要被单位扣除应扣部分，还要再缴给队一部分。），比社员多缴了一次，怎能说他们的工资归自己就是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纳入集体经济轨道呢？
２、企事业农村户口职工是有组织有领导地从事集体劳动的，他们本来就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和农村五匠、私自外出人员单干劳动有根本区别。
３、农村户口职工和定量定销职工同样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工作，他们有的在同一单位干同一项工作，一齐上下班，同吃住，工资一般还低于定量定销职工，吃的粮都是生产队生产出来的，不过户口一在农村一在城市罢了。如果说农村户口职工工资归己就不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话，那么定量定销职工工资放进自己的口袋是坚持了什么方向呢？
基于上述三点，我认为农村户口职工缴积累或缴钱记工是为集体多作了贡献，工资归己也不算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同样是人，同样在企业工作，开支都差不多，为什么定量职工加工资，而原来工资就低的农村户口职工反而还要减少工资（即缴积累或缴钱记工）呢？我们想不通。
第二，民办教师、行管干部可以不缴或只缴积累的规定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
1、文件中规定民办教师不缴，行管干部采取缴钱买粮、缴积累或收入归队的三种方法中的一种。这种规定明显告诉大家，脑力劳动者比出力流汗的体力劳动者高一等。它为孔老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提供了事实依据，影响批林批孔的深入发展。
2、《六十条》第四十八条规定‘人民公社各级干部......要关心群众生活，处处为群众打算。要和群众同甘共苦，反对搞特殊化’。干部和职工同吃生产队里的粮，一个不缴，一个必须缴，违反了六十条，搞了特殊化。如果缴钱记工符合六十条和中央82号文件，则干部和民办教师也应一律缴，并应走在群众前面，不应有什么例外，否则再会说，也说不服群众；因为革命没有革到他头上，说得再硬，群众只要拿‘没有碍到你，当然会说啊’就可以回答他了。
3、领导规定干部可以不缴，是否想以此来调动干部的积极性，推动干部去设法使群众服从，避免要干部也缴钱记工，干部想不通，上面不大好办？如果有这种想法，也将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并且削弱了党的威信。‘干部，干部，先行一步。’干部不带头，怎能说得服群众呢？
第三，几个具体问题。
1、文件规定同等记工。社员放工后可以忙自留地、养猪、搞其他家庭副业，职工吃住在单位，忙不到家务，工分增加不增加？有的职工住在家中，社员上工他上班，社员放工，他也回家，这样做不是要影响生产吗？怎样妥善解决这个具体问题？
2、同等工资职工因所在队收入高低不同，报酬将有不小差距，有的相差双倍，甚至几倍的，而地区差别并非职工造成的，这个问题如何处理？
3、老年职工工资一般高于青年人，而青年社员工分一般又比老年社员高，工分该怎么记？
4、有的职工工资非常低，例如我站新招做柳条箱的工人每月工资10--15元，蚕种场有的女工只有十八九元，小教炊事员工资只有十五六元，这些人工资本来就很低，缴钱记工，工分怎么记？他们吃在单位，20%的伙食费又怎么够用？
如此等等，这些具体问题，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工农联盟、发展革命生产都有一些关系，都需要妥善解决。
毛主席指出：“凡工作好坏，应以群众反应如何为断。”听反映，大部分职工认为文件大方向基本正确，用心也是好的，但就是有些提法、有些措施还欠妥当；一部分职工认为：中央82号文件、《六十条》上没有这些规定、提法，甚至连精神也查看不到，恐怕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符合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到实践中、群众中去检验，要看群众有多少人拥护？对革命生产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能否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我们的意见也许有错误，但是我们总希望它对领导制定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政策有些微参考作用。
顺致
革命的敬礼！
沿江公社农机站职工向河渠
74年4月11日”
全文约一千八百字左右。
严书记听说向河渠将写信给县委一事，连忙打电话给秘书，叫阻挡上书的行动。秘书告诉他信已寄出。书记立刻打电话到农机站，叫向河渠带信的原稿来跃进，他要审阅。向河渠晚上来到跃进驻地，呈上信稿。书记戴上眼镜仔细看了一遍，又重新看了一遍，说：“别回去啦，陪我住一宿。”向河渠说：“我也有这个愿望，想借此听听您的指导。”
书记说：“猛一听有些担心，看了信才知道担心是多余的。对这份文件我看过，隐隐觉得有点儿不对，又一时说不出不对在哪儿？受习惯的影响，从不怀疑上级的文件，因而没有细细研究，这也就是毛主席说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吧。看了你的信，还有小老姜带给我的，你向他提的三点建议，还有你在站上起的作用，很高兴。当初主张你到社直单位去工作，借以经经风雨，见见世面，就是锤炼你的意思。”向河渠说：“我知道，也一直以您为榜样，在实际活动中磨练自己。”
书记说：“才去了一年，就有了不小的进步，正在逐渐成熟，这是可喜的。但这次寄信，也不先拿来让我看看，替你把把关，就匆忙寄出，显出你的躁。躁也是不成熟的体现，要逐步做到不骄不躁。”向河渠答应着“是”“今后注意。”
书记对向河渠向站领导提的三点建议赞扬有加，他说建议内容值得表扬。他说：“关于学习问题上的大小七八个建议虽然不错，也还一般，只要稍微用点心，都能提得出来；关于充分开展多种活动占领业余阵地的建议则显出你的细心和务实。
是的，要求工人以站为家，可是业余时间又无事可做，不是打牌就是聊天，让人感到没意思。你的这条建议很及时，也很准确。点子也不错，开办一些象‘农村电工’‘钳工常识’‘手扶拖拉机构造和维修’这一类的科技讲座；组织职工自编自演小节目，讲故事、办夜校，还有开展体育活动等等，都是好主意，也可以发挥你的特长。办好黑板报，这可是施展你本领的阵地了。我跟小老姜说过，建议我已看过，让他带回去，先挑有条件的实施，慢慢来，逐步完善。他答应跟你商量。要注意他不找你，别告诉他说已和我说过这事了。”向河渠说：“我理解您的意思。”
在信的问题上，严书记没有批评向河渠，郭副书记却没有放过他。在社直单位负责人会上说：“有的单位个别职工参加工作时间不长，资格却老了起来，居然对县委的文件指示写信反驳。你以为你是谁呀，县委的方向路线要你管？单位上要对这样的人敲敲警钟，不要滑到我们不希望看到的那一边去。”姜大兴在传达会议精神时原封不动地复述了一遍。大家都明白指的是向河渠，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他，却见他神色自若，好象说的不是他。
没隔多长时间，县委发出了新文件，中心意思是条件不成熟，缴钱记工暂时不搞。这一来很多人称赞向河渠胆大有见识，向河渠并没有沾沾自喜，仍然好象说的不是他。总帐会计在他送报表时当面称赞，他说：“其实没什么可称赞的，每一个正直的人都应该这样做的。”
说句心里话，向河渠对县委的新文件并不是很满意的，因为文件上说之所以暂不搞缴钱记工，是因为群众的“思想水平没跟上。”
假如将缴钱记工看作是衡量思想觉悟水平高低的标准，那么社员一直是按劳动成绩计工分的，他们的思想觉悟应该是最高的；如果农村户口的职工思想觉悟跟上了，自觉自愿缴钱记工的话，是接近了最高的思想水平；那么无须缴钱记工的干部思想水平又如何呢？还有国家干部的思想水平又该归于哪一类？县委将纠正错误决定归因于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没跟上”，实际上是一种诡辩，缺乏了共产党人应有的襟怀坦白的气概。不过就这样也难能可贵了，它比坚持错误决定不肯纠正不知要高上几筹呢，从内心讲向河渠还是挺佩服县委，尤其是一把手贺书记的。他写诗记述说：
缴钱记工县委文，民众纷纷不赞成。顺从民意敢上书，促使上面文重行。
群众觉悟是借口，书记英明到是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