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是韩国新郑人，也是韩国王室的诸位子弟之一。
他曾与李斯一起在荀子门下学习，但李斯学的是“治国之道”，而韩非则专攻“刑名法术”。
韩非拥有深刻的思想、雄辩的文采、坚定的心灵和丰富的学识，这些都是李斯所望尘莫及的。
然而，每个人都有缺点，韩非最大的缺陷就是口吃。
这种缺陷放在一般人身上，已经是处处受气；到了韩非这里，则是到处不得志。
尽管他拥有广博的才华和惊人的智谋，但他只能通过文字来表达自己，无法以言传身教，这是他的悲哀之处。
当时，韩国处于魏国、赵国和秦国的包围之中，生存艰难。
虽然韩国曾与魏国结盟，但仍被秦国将领白起打败。
此后，韩国一蹶不振，岌岌可危。
虽然秦国轻而易举地可以灭掉韩国，但他们认为时机未到，还在积聚力量。
无论韩国多么贫弱，对韩非来说都是至爱之国。
韩非怀着报国的热血，投身荀子门下学习，并在学业未完成时返回韩国。
人们只知道李斯对韩非非常佩服，然而他们不知道韩非对李斯也有非常担忧。
尤其是听说李斯去了秦国之后，韩非第一时间返回韩国，因为他担心李斯的主张，首先要灭掉的国家会是韩国。
可惜的是，韩王对韩国政局不太关心，或许已经是力不从心了。
韩非多次上书，请求改革韩国贫弱的现状，进行变法图存，但韩王都没有理会。
其实，韩非和韩王都清楚，秦国统一天下已经是大势所趋，即使韩国重新崛起，也只是暂时苟延残喘罢了，无法长久保持。
韩非的举动，可以说是与时逆行。
更让人遗憾的是，每次韩王让韩非表达自己的思想和道理时，韩非总是支吾其词，无法清晰表达真正的想法。
韩非的口吃和不善言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仕途和自尊，也影响了整个韩国乃至天下对韩非的认识。
如此一来，很多事情就发生了改变。
韩非开始认真思考世俗的险恶和人心的难以捉摸，重新思考韩国的前途和自己的仕途。
经过思考，韩非得出结论：廉直的人在奸佞的官员中是不容易生存的。
无奈之下，他转向了学术研究，将自己广博的智慧写成了书。
如今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作品，《五蠹》《内外储》《说林》《孤愤》《说难》等55篇文章，都收录在《韩非子》一书中，共计10万余言。
由于韩非的著作大部分是关于阴谋的，因此古人将其称为“阴谋学家”。
然而后来对《韩非子》的全面总结后发现，其中的法、术和势是最关键的。
因此最终将韩非定义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同时认为韩非是战国末期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
韩非从天下的现实出发，论述了术、法、势的内容以及三者的关系。
他认为，为了治理国家，君主必须善于运用权术，而臣下则必须遵守法令，还要学会根据形势来引导。
因此，他的思想既能超越现实，又能在现实中派上用场。
《韩非子》之法，主要涉及刑法和道德，包括刑罚和赏赐等方面。
可是，他更偏向于强调刑法和刑罚，认为这些是强制性的措施，不需要花费钱财。
可以说，通过这些政 治制度和法律规定的实施，让专 制主义制度得以延续了2000年。
《韩非子》之术，主要内容教导君王如何结合王道和霸道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在这方面，他确实不愧于被称为“阴谋学家”。
韩非在综合考察和研究各种臣属的行为后，为君王制定了各种防范措施，形成了一整套政 治谋略，包括八经、八奸、备内、三守、用人、南面等方面的策略。
其中涉及到帝王后妃、臣属、子嗣、文武百官等方面的事务。
韩非从荀子的“性恶论”思想出发，以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权专 制国家为政 治目标。
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人的心里无不“畏诛罚而利庆赏”。
君王的职责，就是利用刑罚和德行这两种手段，让民众畏惧威权而归还利益。
他的观点有些令人震惊，但从这个层面上看，也可以归类为谋略。
韩非的本意并不是想用这些方法来惩罚人，而是警示人，为统治者提供服务。
韩非结合前人的观念，综合社会现实和自己的创新，最终形成了极端的封建专 制主义。
虽然从今天的角度看，韩非的思想有很多不可取之处，但在当时却被视为救世的灵丹妙药。
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力量都得到了增强。
于是，孟子主张实行仁政，倡导礼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主阶级有自己独立的政 治观念，但他们又离不开农民阶级的支持。
到了战国后期，地主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传统的领主已经不再构成威胁，农民阶级因此成为地主阶级的对立阶级。
在这一时期，荀子在其学说中主张运用“专 制主义”来实现统一。
而韩非子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将中央集权制度的学说发展得更加成熟，并且加以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