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
从王浩的回忆录中，不难发现，尽管他很节制，但绝非一尘不染。
这与陈晓明日常的感觉差不多。王浩的办公室成天出来进去的人川流不息，有时王浩还追出来老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送礼的。但类似这些“猫腻”，陈晓明从来不问，王浩也从来不说。再好的朋友，就是父子、兄弟之间也应该保留私密的空间。
但王浩在许多次会上都强调廉洁。有一次脱稿讲：“当了局长，就是个科级干部，说难听点，手纸都不用自己拿钱买，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回忆录中显示，王浩一到中秋节、春节，家里确是就铁门栓，但他是“抓大放小”。他为什么这样？在回忆录中有一段自白：“一般的局委送个万儿八千的，不顶什么用，还落得个不廉洁的名声。但也得和光同尘。如果确实像明朝的海瑞一样，就会骂皇帝“嘉靖这家家净也，”骂百官“满朝皆妇人也，”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就融合不到官场里，就把大多干部至于自己的对立面。据记载，海瑞到江南做官，当地的衙门中人纷纷辞职远走他乡，而海瑞廉则廉矣，却一事无成。作为一把手，政绩应该放在第一位。”陈晓明觉得王浩的剖析不无道理，但自身的贪欲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就像王浩羡慕下县工作的副县长一样。
王浩的回忆录很写实。他受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得到实惠的大企业。如广东的外商给自己购置的别墅；蒯经理的电动自行车组装厂，王浩先后动用县财政资金近3000万予以扶持。蒯经理投桃报李，先后送给王浩300万元以上。台湾的屈老先生没有送过钱，但也入乡随俗，每年都回长野请王浩等领导到省城的大饭店吃一顿饭，连烟带酒就在3万元以上，有次，暗地送给王浩一块价值5万多元的LWC世界名表。陈晓明名表的事不知道，但每次吃饭都参加了。
但王浩不是是钱就收。县化肥厂的被双规的年轻经理曾经把一张10万元的卡塞到王浩手里，王浩了解他的为人，知道他和县长的关系，追出办公室，更是塞了回去。经理被调查时，很多人私下不光怀疑县长，也怀疑王浩，但王浩心理很坦然。还有那位抠门的熊经理，一次非把一箱“茅台”放王浩车的后备箱。王浩让司机又送回厂里。
二是一些大的局委和乡镇的正副职。如财政局，每到节日，总是准备几十万元供王浩送礼，送不完的王浩也揣进了自己的腰包。乡镇的书记乡长进不到家，一般都在办公室等，借口汇报工作，丢下钱或卡就走。王浩有时想还回去，但多了就分不清谁的了。
三是调整干部收的钱。这时候，决定人的命运的时候，王浩不收也挡不住人送，且送的钱比过节慰问多得多。总计有几百万之多。但调整不如意的，王浩一般都退回去，就像刘猛的30万。尽管这样，还是因此翻车。
回忆录中，王浩写到，自己专门有一个保险箱，自己的钱自己单独存放，韩红红基本不清楚具体有多少钱。让韩红红保管她就是不接，平时家用和孩子上学的费用都用自己的工资，但有时王浩主动给个几万元也接着。
被抄家时，韩红红也想到了王浩的存款，可存了几个地方还是被发现，基本上被一扫而光。好在韩红红的淡漠性格不在乎：“没了就没了吧，反正大都来路不正，本来就不该有。”
王浩具体收了多少钱，回忆录没有实数，但陈晓明估算一下，不会低于收到的别墅的价值。
王浩收钱也送钱，但从心底里是厌恶的。回忆录中有这么一段，照录如下：
“那年到北京跑项目，就送了钱。去那个鸡巴部长家，开始送的精致的猪大腿，长野的猪是纯天然养殖的，乌克兰品种，很有名气。结果，刚下到楼底，就听见垃圾道里扑通一声，人家把猪大腿扔了。不送钱行吗？那项目什么时候才能批下来。”他经常对上面的这种现象“深恶痛绝”：“有次去省里一个部门要款，请两个处长吃了一顿饭，花了两万多元。喝酒非喝茅台。鸡巴，我都喝不上几回。”反正出去办事，离了钱寸步难行。”
王浩特别提到竞争副市长花钱：“那钱花的海了。没想到一张推荐票炒到了5000元，财政局长给筹措了百十万，根本不够，又从自己家拿了200多万。买票、吃饭请客等一套下来，花惨了。具体多少记不清楚了。”
王浩写到这里，陈晓明发现，有几页稿纸涂改的乱七八糟，基本看不清内容。陈晓明估计，是给领导送钱的事。
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此“三讳”据说是孔夫子编纂的《春秋》的原则。陈晓明非常理解王浩的做法。每年过节都应该去“慰问”一下主要领导，当然就不能万儿八千了。王浩在回忆录中提到，为了竞争副市长，一次就给了省里一个负责考核的小领导10万元，那省市的大领导呢？王浩可能写了，但思考再三，又涂改了。王浩应该十分清楚，官场中有些秘密就该永远是秘密。
物质上的满足外，王浩觉得当官最大的好处是荣耀感和满足感。王浩写到：“过去的皇帝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了县长、县委书记，一县百万之众，几百名干部就是自己的臣民。看到干部们毕恭毕敬地汇报工作，诚惶诚恐地解释失误，一种高高在上的荣耀感、自豪感就油然而生。”
陈晓明清楚，加上“独裁”，王浩的荣耀感更加突出。虽然有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领导，基本的政治制度还人民代表大会制，其实就是一把手说了算，王浩从当县长就开始说了算，说是提倡民主，征求意见，但大都是走走形式，没有谁和县长、县委书记对着干。“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说是这样说，但没有喜欢“谔谔之士”，对着干的结果不是被调离，就是原地不提拔，那位喝多酒砸了县委书记车的县委副书记就是鲜明的例子。在长野，陈晓明不用说了，亲密战友自然紧跟，但也很少有干部和书记对着干。退休的县人大主任喝多酒，私下批评了王浩几句，王浩知道了，还是不罢休。人大主任的儿子该提拔了，群众推荐、民主考核都不错，但王浩一声令下，就是没有提拔，直到王浩出事，还是副科级干部。据说，儿子埋怨父亲：“您都退休了，说话也不管用了，还多那嘴干啥？”王浩听说了，私下对陈晓明说：“别说退休了，人大主任在位也不起多大作用，说白了，就是个摆设。”但在公开场合，王浩还是十分强调人大的作用。反正，说假话、官话在官场已经蔚然成风。
所以，在回忆录中，王浩有一种在天堂的感觉。他写到：“这种感觉是其他行业很难有的。你就是做生意再有钱，见了当官的还不得低三下四。你学问再高能高过官场，焚书坑儒还不是历史事实。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官本位”思想产生的最直接原因，便是因为“名利”二字。古代有个基本的阶级划分，即“士农工商”，“士”乃是毫无疑问的排在第一位的。”
回忆录给了陈晓明对王浩的重新认识，王浩虽然远远不是个廉吏，但还是做了很多实事。王浩接任县长时，长野在全省的排名在后十位，王浩出事时，排名已经排在了中游。虽然不能归功于王浩一个人，但王浩确实功不可没，理所当然是头功。
特别让陈晓明和大家佩服的是，王浩不好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