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潭坪
早晨，我、唐红、唐云、父亲提着行李到龙潭坪镇上。
龙潭坪镇不大，四面环山，一条长街，长街两边矗立着楼房，楼房间有几条坑坑洼洼的小路。
“你们饿不饿？我去买包子。”唐云说。
“不饿。”
唐云买了包子，津津有味地吃着。
班车来了，父亲把黑色的包递到我手里：“好好干、别歪搞、多挣点钱。”我坐在最后一排座位上，朝后望去，玻璃上有很多灰。班车开走了，父亲看着我，越来越远。
晋兆厂
晋兆厂有八百多人，天天焊接、安装金属零件，我和穿着白衬衫的厂长吵了一架后，如愿以偿的被开除了。
黄昏，草坪刚被工人用机器修理过，散发着青草的香味、夹杂着淡淡的金属气味。宽阔的街上，一个塑料袋、一张纸也没有，两旁，矗立着几十株象椰子树的树。
一个又一个人到工厂门口的老板娘那儿结工资，老板娘坐在黑皮椅上，往手指上吐了一口唾沫数钱递给结工资的人。唐红、唐云结后，轮到我。老板娘往手指上吐了一口唾沫，看着我说：“今天，怎么有这么多人不干了？”我没有搭理她。拿到六百块。唐红、唐云不是被开除的，只拿到四百块。
王娟也不干了，拖着箱子，穿着黑色的裤子、白色的衣服、长发披肩，脸上没有痣，看着我，目光有些幽怨、有些忧伤、有些淡淡的迷茫。我的心有点痛。我们在一个车间，一条流水线上干活，好几次看见她在看我，见我看她，连忙低下头，有时、有些慌乱、有时、有些害羞，有时会笑。好几次擦肩而过时，欲言又止。我想说，王娟，我喜欢你，却没有勇气。两个月过去，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灯火闪烁、车辆穿梭、人流汹涌。我、唐红、唐云到陈江镇的客运站，候车室没有几个人，地上，到处是瓜皮纸屑，绿色的椅子上也有。
唐云不时抬头看手表。
“你哥怎么还没有来，不会是堵车了吧？从深圳到这里只要一个多小时，现在都过去两个多小时了。”唐红说。
又有一辆大巴驶入客运站。
“哥。”唐云站了起来。
唐登正穿着灰色的裤子、蓝色的衣服，衣服上有一些污迹，短发、留着胡子、比在老家黑多了，也单薄多了，笑着，左脸颊有个浅浅的酒窝。提着唐云的箱子，手指上有很多黑色的污迹。
“我们走了。”唐登正微笑着对我们说。
我和唐红去昆山了。
昆山
我淸拾好，只等刘红艳把墙角的那两袋书带走，就可以出发了，十点左右，红艳打电话过来说：“已经到昆山宾馆门口。”
一年多没见，红艳瘦了，穿着粉色的鞋、黑色的裤子、红色的衣服。扎着马尾，脸上有一点雀斑，鼻子小巧，笑起来跟以前一样好看。
带红艳到宿舍，两个舍友一脸坏笑的看着我们。
我提着两袋送给红艳的书送红艳到人民路的公交站台。人民路是昆山市最繁华的一条街，每天有很多人，公交站台也有很多人，一辆又一辆公交车驶过，红艳要乘坐的那辆来了，红艳提着两袋书上车，微笑着朝我挥手。
下午，同事开着面包车送我到昆山火车站。
一天一夜后，我到了北京。
夕阳笼罩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北京站广场，有的人席地而坐、有的人结伴走过。
我拖着箱子、背着包到公路边，几个蹬三轮的人围上来，操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话问我去哪里？
“去公交站台。”
“那可远啦，两里路。”
“多少钱？”
“送你去，十块。”
老大爷蹬着三轮车，穿过斑马线，上坡，送我到公交站台。我觉得被宰了，连一千米都没有。
没有在公交站牌看到中国现代文学馆那一站，不知道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具体位置，决定来北京只因在一本书上看到北京有中国现代文学馆。
问路人，他很有礼貌地说，不知道，建议我问卖报刊的人或买张地图。我买了地图，找到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位置，在对外经贸大学附近。
要坐地铁才能到那儿，但我不知道怎么坐地铁。
“我经过那，你跟着我走。”扎着马尾抱着女孩的女人笑着说。
我跟着她，她给我买票，我给她钱，她摆手不要。坐2号线到雍和宫下，上台阶又下台阶。坐5号线到惠新西街南口站下，出了站又坐公交车，我没卡，她给我刷了，人很多，过了几站，她说：“你就在这一站下。”她目送我下车。我拖着箱子、背着包在高楼间穿梭，走得汗流浃背，还没有找到地方，箱子太沉，一个轮子掉了，只得提着。
找到时，传达室的人说：“已经下班，你明天来。”
对外经贸大学后面有一条街，街边有一排屋，理发店、商店、饭店、水果店、烧烤摊、排挡应有尽有。人很多，大部分是学生，眼看天快黑了，还没有安顿好，有些急，问修自行车、修鞋的师傅能不能帮我修一下箱子上的轮子？两个师傅都说修不好。
走到街尽头，对面全是高楼，左前方是高架桥，右前方是宽阔的公路。
饿了，吃了一碗面，挺实惠。天黑了，找旅馆，穿过巷子到旅馆门口：“一晚多少钱？”
“八十。”女人说。
觉得贵没住。
小区门口有个门卫，酒糟鼻子、很瘦。问他附近有没有便宜的旅馆？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没有。”
“有没有便宜的房子？”
“后面都是平房。”
看我要去。“你现在去找不到的？在这呆着吧。”
我把箱子、包搬到门卫室，桌子上有半瓶二锅头，半袋榨菜。他龇了龇牙看着我，眼球布满血丝。我有些发憷。
“从哪里来的？租房干什么？”
“昆山，有事。”
他在木柜子里翻了一阵，翻出一叠纸，递给我，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字。
“这是我口述的，要电脑员打上去的，很多语句不通，你帮我理顺一下。”
这是起诉书，起诉他妻子的哥哥，他妻子的哥哥打他，霸占他家的地，还有其它的一些事。
乱七八糟的，看得我的头都大了，看在他让我呆一晚的份上，我掏出笔帮他把一些句子理顺了。
他很感激我，跟我掏心掏肺：“我的妻子跟别的男人有一腿，被我发现了，跟着别的男人跑了，我的儿子在石家庄打工，从来不给我打电话，也从来不让我给他打电话，他不认我这个父亲。”
他把唯一的床让给我，我用包当枕头，里面有贵重物品。好几次醒来，看见他靠在掉了不少皮的椅子上，仰着头、张着嘴、流着涎水、打着鼾。
天蒙蒙亮，街上，清洁工在扫街，薄雾朦胧，有三两行人走着，不见保安，听见扫地的声音，起来，到小区，看见保安在用竹笤帚清理小区角落的垃圾，我跟他打了声招呼走了。
“有什么困难过来找我。”他说。
风吹落叶，风沙飞着，我走在北方的街，找一个落脚的地方，这时，我不知道我离家多少里？这时，我不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样的？这时，我心怀忐忑，又满怀希望。
踩着铁皮台阶，铁皮桥，铁皮桥摇摇晃晃的，几辆车呼啸而过。阳光洒在枝头，从枝头洒在身上，黑鸟在空中盘旋，飞机轰隆响着从灰色的云层中穿过。
民房一间紧挨一间，红瓦、红墙，远远望去，象红色的波浪，走近，路很烂，到处是垃圾，苍蝇乱飞，几个民工蹲在墙角大口吃馒头，屋里，女人翻身起床，头发象鸡窝，咧着嘴，洗头洗脸。
我看着红色墙上的一个白色圈里的拆字，有些迷茫，能租到房吗？能租多久？这里不久将被拆除干净，建设高楼。那时，我又要去哪里？问了几个人，告诉我，有房，但是要做好随时搬走的准备，就算房租没有到期，房费也不会退。我看了房，四壁的白粉都落得差不多了，脏得跟厕所差不多，没有租。
小区的楼很高，铁门边，有一个满头银发的女人在专心地缝补衣服。我穿过铁门到芍药居小区，看到写着有地下室出租的红色牌子，打电话，到地下室。
五十岁左右的女人领着我看房，她打开门，十二平方左右，有一张床、一张书桌，还可以放下厨房用品。
“一个月二百六，如果要炒菜，需要再交三十块。”
我毫不犹豫地决定租五个月，交了一千四百五十块。天天去中国现代文学馆。
桑植
班车上有很多灰，我坐在靠过道的座位上，扶着箱子上的包。
旁边，穿着蓝色毛衣、头发有点黄、有点卷的女人在和家人通电话。她的嗓门很大。
天是灰色的，班车穿过几十座山到桑植县的汽车站，尘屑飞舞，人流如潮，乡音缭绕。
“有没有到走马的？”
“有没有到两河口的？”
“有没有到瑞塔铺的？”
“有没有到金藏的？”
“到官地坪的，赶快上车，车要开走了。”拉客的人吆喝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