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否认你们在做事，甚至有时候做事的愿望还挺强烈。但言行不符本来就是在破坏环境。而且如果是为了政治目的做事，那和原生做事、出于信念、兴趣、爱而做事，表面相似，实则根本不同，前者很容易流于表面、只为短期目标、外部目的服务，往往不顾事情本身的机理和规律，这种事做的越多，越容易造成浪费、表面文章甚至人祸。”那时的堡垒之国各个城市表面看都是高楼林立、流光溢彩、繁华锦簇，可人们的现实生活却不是那么回事，至于其它方面，最突出的就是战前下饺子般打造的号称世界第二海军，甚至没给东方造成实质伤害就报销大半，被吹嘘出各种段子的快递更是一份也没有送达关键目标，更别提只要越过中线就被全数击落的五代机。这样的例子在那时的堡垒之国俯拾即是，没事天下第一，有事一败涂地，教书先生没有举任何实例，为看上去良知未泯的官样人留着余地。
毕竟一个以权力为本位的国家必然是一个谎言之国，而比各种套路的谎言更可悲的是这里还充斥各种做着假事说“真话”。因为在这样的国家，最根本的名利都出于一孔，人的言行都是围绕权力趋利避害，无关真实。既然名利出于一孔，就不会有真正公开公平公正的评判机制、筛选机制，于是“聪明”的堡垒中人有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宽广舞台，只要让一孔里的权力满意，不管用什么手段——应付、迎合、欺哄、忽悠…——只要能煞有介事做到面上不出破绽就能名利双收，至于以后管他洪水滔天，对堡垒中人来说利用权力给自己带来好处才是唯一的真实。一孔里自以为大权在握且无所不知的绝对权力在浑然不觉的自以为是、自私自利和傲慢中不知不觉通过不受制约的权力体系把人性的局限和恶几乎无限放大，让堡垒之国的方方面面直至无数细微处充满各种毫无意义甚至徒耗资源的面子工程、豆腐渣工程，而把所有这些裱糊成正事也是堡垒中人最精通的祖传机能。绝对权力下这是必然且无解的基本生态，不是偶发的零星实事所能改变。于是谎言之国一旦和它口中一直在腐朽天天在衰败的东方国家开战，结局早已不言而喻。
“还有一点，”疑似新闻专业的教书先生接着道，“把‘国家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奉为圭臬甚至真理，这本身就是个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错误。”不知是被同事们的表现还是现场氛围感染，这次先生说话明显放开了些，“‘国家’两字其实有多重含义，在这句话里，我们把它当成国家的全部，而在东方其实只是部分。”
“你是说‘西撒的归西撒，上帝的归上帝’。”刚开个头，同事就明白了。
“是的。对多数东方国家来说，政府或者说权力，只是国家的一部分，是专门处理政治也就是利益问题的部门。所以在那个语境下这句话说的就是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该做的事。可是在这里，只有西撒，没有上帝，西撒就是上帝，权力就是上帝，利益就是上帝，于是这句话到了这里就成了国家的全部就是争夺永恒的利益。可是在东方，上帝还在，西撒并不是全部，有些东西并不是权力可以染指的，所以起码还有价值观存在的空间，权力也必须在价值观下运作——不管是表演还是真的，受价值观和其他力量的约束。可是在只有权力没有上帝的国家，他们有真正的价值观吗？只相信利益和权力的人可能有真正的价值观吗？更可悲的是，在他们眼里任何所谓价值观都是谎言，不过是争夺话语权以便夺取更大利益的幌子。”
“可东方不是说‘上帝已死’吗？”一位男生问。
“即便上帝已死，可信仰留下的精神与社会结构还在。况且这句话多大程度上是事实也值得商榷，它更多指的是价值层面，而不是精神和信仰，即便很多东方人年轻时否认上帝，但最后他们心灵的归宿依然是上帝，或者上帝信仰所指向之地。只是年轻否定时轰轰烈烈，年长回归时悄无声息，这才给外界造成认知上的误差。”
“而且我觉得，信仰对他们的影响有些是他们不自知的，”说话时，教书先生的目光仿佛看着自己和堡垒之民的内心，“比如，让他们的理性和良知得到坚立，在内心本能欲望和恐惧面前，在外部强权和利益面前能站得住脚。不像没有信仰的人，他们的理性和良知在欲望和恐惧面前，在权力和利益面前往往不堪一击。”
官样人的目光微微下垂，他比别人更清楚在他们内部是不是如先生所说，虽然内心深处也不想那样，但现实中却总是身不由己。
“某种意义上说，上帝只是信仰的形式之一，真正的宗教让人返观到自己其实是一种心的存在，而不只是一种物的存在，一团本能。”是啊，几千年来堡垒之国的人们道德文章的外衣下从来只是一种物，一团本能，无论他是皇帝、臣民还是奴隶。听众们都没注意到说话的是谁，只看到他低声点出的这个事实。
“我觉得世界上的各种政体可以放进这样一张光谱，”家常装教书先生看着官样人道，“一端是权力本位，一端是人本位。前者以权力为目的，政体的设计、运作最终只为权力服务，只对权力负责，其它一切都是手段、工具，包括人、道德和国家；后者以人为目的，立足人性的现实，制约人性之恶，恪守公义与道德的底线，保守人性之善可以生长的空间，而权力只是为人和国家服务的工具。国家是由人组成的，人才是国家，但在权力本位的政体里，权力才是国家。”
官样人嘴角微微抽动，欲言又止。
教书先生看在眼里，“现实中没有哪个国家的政体完全处于某个端点上，但在立意和目的层面则泾渭分明。同样的事、同样一项制度安排到了这两类国家，结果往往截然不同，所谓‘国情’背后，很大程度上是目的差异造成的。”那时的堡垒之国也有很多向东方学习的东西，法律、技术、教育、经济等等，但效果往往南辕北辙，甚至南橘北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