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下半年，由于日军先后在中途岛、瓜岛、所罗门海战中的连续失利。
使其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和空军优势，逐渐减弱并趋于消失。
1943年，美军在所罗门群岛、新几内亚等地进行了反攻，一步步向日本本土逼进。
并且切断了海上交通线，使南洋近50万日军孤立无援。
在中国战场，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为了争夺制空权，与日本空军展开了激烈的空战。
11月25日，美军从江西起飞，对台湾的日本空军基地猛烈轰炸。
我国东海的日本舰船，也多次遭到美机的袭击和轰炸。
除此之外，自武汉失守以来，尽管国民党军队屡屡受挫，国民党当局的抗战热情也逐渐降低，但日本的诱降政策及其活动从未奏效。
根据上述情况，为了挽救其在南洋的“南方军队”，贯穿中国南北至越南的大陆交通线，摧毁美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
日本大本营决定集中在中国的主力，在河南、湖南、广西等地区发动大规模攻势。
从1943年11月底开始，日本大本营开始加紧研究对“中国南北交通线路”的作战计划。
1944年1月底，日本大本营研究确定的“一号作战”计划，得到了裕仁天皇的正式批准。
1944年春，日本华北总司令岗村宁次率领4个师团、4个旅团、坦克部队等其他军事部队共计15万人，浩浩荡荡向河南中部地区进发。
防守改地区的军队，则是国民党第1战区的8个集团军。
眼看日军来势汹汹，第1战区的官兵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积极设防。
第1战区的司令长官是国军将领蒋鼎文，但副司令汤恩伯主要主持战区的防务工作。
作为一位曾经在抗日战场上建立功勋的将领，这次面对日军却是一败涂地。
汤恩伯命令部下在平汉铁路沿线构筑防御工事，并沿河流布置防御，意图凭借有利地形阻击日军。
并在工事后的大片纵深区域，设置伏击，打算伺机反击日军。
4月18日凌晨，日军趁着夜间发动攻击，渡过波涛汹涌的黄河，进攻国民党守军。
本以为国民党军队精心构筑的防线，可以阻挡日军的铁蹄。
谁知日军势如破竹，国军官兵一触即溃，纷纷溃逃。
仅仅过去几天，河南多地相继沦陷，日军直逼河南重镇许昌。
驻守许昌的国民党第28、31集团军，也没能挡住日军的猛烈进攻。
5月1日，许昌沦陷。
日军见如此顺利，便一鼓作气，发兵洛阳，誓将河南之地尽吞口中。
汤恩伯见国军溃败如此之快，急忙调兵协防洛阳。
洛阳是河南最重要的战略要地，一旦丢失，罪责重大。
在汤恩伯的部署下，四集团军撤退到洛阳西南驻守作协防。
5月3日，日军对洛阳发动攻势，驻守在洛阳外围的第36集团军遭受重创，不得不撤退。
然而日军紧追不放，将第36集团军活活拖死在战斗中。
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最后在战斗中阵亡。
这样一来，洛阳被日军重重包围，不得不孤军奋战。
为了攻克洛阳，日军在战前专门调集的坦克部队、骑兵部队均派上了用场。
在日军强大的火力和机动配合下，守城官兵奋战数日，突围逃命，洛阳沦陷。
日本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喜出望外，提出了下一个会战计划。
并将指挥中心从南京迁至武汉，以显示日军进一步侵略中华领土的信心和实力。
在日军横山勇的指挥下，20万日军猛攻湖南，意图占领湘桂铁路。
长沙会战，由此爆发。
国民党军队第9战区司令官薛岳，率领50万军队在湖南与日军作战。
经过近三个月的抵抗，国民党军队溃败，长沙、衡阳落入敌人之手，日军成功占领了铁路沿线。
长沙会战，国军再次以失败告终。
没过多久，日军进一步发动了进攻，兵分三路，由湖南、越南、广东的日军一起发兵广西。
岗村宁次担任日军最高指挥官，带领两个军团进犯广西。
担任这次会战，则是第4战区司令官张发奎。
经过三个月的激烈战斗，桂林、柳州等重要战略要地相继失守。
这场席卷小半个中国的战役，使我国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落入敌人之手，100多个城市沦陷，数十个机场落入日寇掌握。
豫湘桂大会战，中国军队损失了近60万人，数十万平民死于战火。
可以说，中国军队在这一系列会战的表现十分糟糕，而且大多数军队在与日军交战后溃逃。
最重要的是，日军完成了战前既定目标，打通了中国的铁路线，成功沟通了中国与东南亚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