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保路同志军”武装起义的烽火遍布巴蜀的时候，毗邻四川的湖北，终于爆发了举世闻名的武昌起义。
20世纪初，武汉是革命洪流聚集的中心。
从1904年到1911年，湖北各地爆发了300多场的抗清斗争，武汉的反清革命风暴层出不穷。
武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为了推翻清政府在武汉的统治，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
湖北的两大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更是在长江中游进行了广泛的革命宣传和鼓励工作。
特别是在湖北的新军里面，大多数官兵都被发展吸引到革命队伍中，新军士兵后来成为武昌起义的中坚力量。
1911年9月，“保路同志军”武装起义在四川爆发。
为了镇压起义，清政府命令湖北新军第31标、第32标第二营、第41标，赶赴宜昌、沙市、岳州、襄阳等地。
打算以“调虎离山”的计划，削弱武汉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
湖北新军的外部调整，增强了武汉革命党人的紧迫感，敌我双方的政治气氛也越来越紧张。
革命形势的急剧上升、日益紧迫、严峻的形势，迫切需要湖北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文学社联合起来，共同行动。
9月14日，文学社、共进会召开联席会议。
会议决定建立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的联合机构。
军事方面：由蒋翊武为总指挥，王宪章为副指挥，孙武为参谋长，总部设立位于武昌小昌街85号。
政治方面：由刘公为总理，孙武为常驻政治筹备员，下设若干政治筹备员，总部设在汉口租界，负责文件、印信、旗帜、符号和炸弹的制造。
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使湖北新军士兵运动与同盟会直接联系起来。
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再次召开联席会议。
所有各标、营代表都出席了会议。
经过讨论，会议确定了起义总动员，于中秋节(10月16日)起义，推荐了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
并详细安排了起义后的具体行动步骤，另外通知湖南的焦达峰，届时共同起事响应。
就在文学社、共进会联合确定总动员计划会议刚刚结束时，南湖炮第8标士兵自发暴动的消息突然传来。
南湖炮队是革命党人较多的地方。
9月24日，南湖炮标第三营士兵梅青福、江锡久请假离营，同棚兄弟给他们置酒饯行。
就在猜拳行令、兴高采烈的时候，排长刘尚云谴责他们不应该酗酒，打算严惩，引起士兵公愤，对排长进行了反抗。
霍殿臣、赵楚屏等一时兴起，竟然从军火库拖出大炮，欲行暴动。
张彪得到这个消息，就让马标统带着喻化龙派队弹压，并追捕逃走的霍殿臣、赵楚屏等人。
后来，由于张彪没有深究此事，革命党人按照原计划准备起义。
炮队事件发生后，湖北当局加强了对军队内部的管理，不仅使营地气氛紧张，而且武汉三镇也经常进行了军事巡查。
面对这种情况，革命党人加紧了印文告、写照会、制作钞票、制造炸弹，争取按时发动起义。
没想到的是，又发生了宝善里事件。
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的宝善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
俄罗斯巡逻闻声而至，搜去了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等，起义秘密泄露。
湖广总督瑞澄立即下令关闭城门，四处逮捕革命党人。
革命党人刘复基、彭楚藩被杀，武汉三镇顿时充满紧张氛围。
革命党人决定于当天晚上12点发动起义，但由于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当时各标营无法取得联系，导致当晚起义计划落空。
10月10日上午，革命党人熊秉坤提议当晚发动起义。
他慷慨激昂地呼吁大家说：“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不起义肯定是死，起义可能还有一条生路！”
“大丈夫就应该顶天立地，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即使是死了，那也是光荣的！”
当天晚上，新军营土兵金兆龙打伤排长陶启胜，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
不久，在熊秉坤的带领下，第八营的革命士兵冲出营房，又在军械库的革命士兵的配合下，攻下了楚望台。
到处都是枪炮之声，革命军各路人马纷纷会集到一起。
清政府监视官李克果命令士兵们开枪抵抗，但没想到自己的手下几乎都成了革命党人，他只好找个机会偷偷溜走了。
起义军割断了电话线，使清军失去了统一指挥。
起义军炮营的士兵把火炮架在蛇山上，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命人在总督衙门前点燃了大火，作为炮兵发炮的目标。
炮兵朝着火光的方向连连发炮，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冲向总督衙门。
总督瑞澄让人在衙门后墙上挖了个洞，带着几个人灰溜溜地逃走了。
第二天早上，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四面八方。
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0月11日晚、10月12日早晨举行了起义，收复了汉阳和汉口。
起义军控制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
黎元洪被推荐为总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人民起义响应。
武昌起义胜利后的仅仅两个月，湖南、广东等 15 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
武昌起义消灭了清军大批有生力量，沉重打击了清政府，敲响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为后来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