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英国、法国和日本发动了四次侵华战争。
帝国主义在中国疯狂地强占“租赁土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他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大批的割地、巨额的赔款，使中国百姓陷入了水深火热。
清政府腐败无能，内部矛盾加剧。
维新党与保守党的斗争尤为激烈，导致清政府陷入了内忧外患。
由于德国军队入侵山东胶州湾，德国教会大肆剥削，教会势力不断扩大。
他们横行霸道，鱼肉百姓，最终终引发了一场大规模农民反帝的爱国斗争——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原本叫义和拳，后来队伍越来越壮大，所以就该称“义和团”。
在朱红灯、张德成、曹福田等各阶层有识之士的领导下，来水、定义、新城、涿州等地的人民纷纷揭竿而起。
打起了“替天行道，国民捐助”的旗号。
有一段时间，农民、手工业者、小贩、年轻女性都戴着红色或黄色的头巾，手里拿着大刀和长矛，从农村拥向城镇。
起义军提出了“保护中原，驱逐洋寇”、“上能保国，下能安民”的口号，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
1899年秋，山东平原等县遭遇严重自然灾害。
洋人教会通过教民，趁火打劫，囤积居奇，肆意提高粮食价格，激起了极大的民愤。
9月，平原岗子教民劣绅李金榜，仗势欺人，欺负村民李长水，引起了教民斗争。
李金榜仗势向官府告发，导致6名拳民无辜被捕。
10月9日，朱红灯应邀率队到平原，砸毁两座教堂，严惩部分作恶教徒。
平原知县的蒋楷，闻讯带守城官兵和衙役出城攻击，义和团将清兵杀得大败而逃。
10月15日，济南知府的卢昌志，率领卫队马步军抵达平原。
当天晚上，候补知府的袁世敦，也率领大队骑兵围攻，对义和团采取大规模军事镇压行动。
为了避开清军的锋芒，朱红灯先撤出县城十多里，到森罗殿严阵以待。
并警告清兵：“若再相逼，自失脸面，别怪我无情！”
清军依靠人多势众，又仗武器精良，步步进逼，发动猛烈进攻。
义和团冒着枪林弹雨，毫不畏惧，前仆后继，勇猛反击，重创了清军。
就在清兵崩乱之际，没想到又有大批清军骑兵从恩县前来增援，对义和团实施两路夹攻，企图包围歼灭义军。
朱红灯见敌我力量悬殊，于是在当地群众的掩护和支持下，率义和团安全转移。
最终又撤回到了高唐、茌平一带，坚持斗争。
平原起义，进一步高涨了山东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气势，这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恐慌。
他们多次宣布义和团为“邪教”，严格禁止。
让劳乃宣、袁世凯等人为代表的“主剿派”，多次派兵镇压、大力围剿。
在这样的环境下，义和团毫不畏惧。
在朱红灯、张德成等著名将领的指挥下，像两只铁拳一样，东挡西杀，可以称得上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一方面，他们抵制清军的持续镇压，另一方面，他们痛击西方教会势力，消除百姓的压力。
义和团在冠县梨园屯、日照等地焚烧教堂，严厉惩治大肆挤压平民的教士和教民。
甚至拆除了一些铁路、电线，使西方大使馆大为恐慌。
义和团运动，发展十分迅速。
自从秘密社区的少数群众提出“灭洋”的口号以来，仅仅几个月就形成了数万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军，并迅速占领了涿州。
面对当时西方国家大力瓜分中国的严峻形势，义和团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以吸引更多的老百姓。
这一口号得到了一些爱国官绅、士大夫、清军爱国将士的广泛支持，使这场运动空前高涨。
由于义和团势力的迅速发展，直接威胁着清朝的统治。
慈禧等人害怕盲目“压制”，会“激成变端”，于是打算用安抚的方法，企图解散或收编这支武装力量。
义和团在斗争当中，无形争取到了合法地位，很快在北京、天津附近快速发展起来。
随着北京附近各县义和团声势浩大的开展，外州县团众的三五十人，一批批纷纷涌入北京。
清政府的各大小衙门、王公住宅，大多有义和团把守监视，并在各重要路口、内外城门设立岗哨。
几乎所有满汉各营的士兵、武卫后军、其他士兵都参加了义和团。
到处都是义和团的张帖：“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也敢钻，即使皇帝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
此时，总理衙门的权时一落千丈。
虽然北京的政权没有被义和团直接控制，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却在北京产生了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