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康有为出生于一个小官僚家庭，因为他来自广东南海，后来他的弟子便称他为南海先生。
康有为的祖父做过学博(县学教官)，父亲做过知县，是当地著名的官僚地主家庭。
康有为出生后，因为长得白白胖胖，相当喜人，所以很受他祖父康赞修的喜爱。
亲自给他取名为“祖诒”，寄托了他对康有为的期望。
康有为也不辜负祖父的期望，从小就表现得聪明伶俐，读书一点就通。
按照当地的说法，就是天生读书的料子。
康有为11岁时，父亲去世，他就到连州县跟祖父学习理学。
所以康有为从小就被祖父康赞修带到身边，传授宋明理学，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光宗耀祖。
康有为学得很努力，开口闭口总是“圣人云”。
因此，人们把康有为称作“圣人云”。
起初，由于康赞修喜欢宋明理学，康有为也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在短时间内致力于研究和学习。
但随着研究时间的推移，康有为对宋明理学的怀疑也越来越深。
因为宋明理学早已失去了最初的理念，成为清朝统治国家的工具。
因此在康有为的心目中，宋明理学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治国理论，即是“不明孔子救世之学”。
于是在学习过程中，他逐渐放弃了对宋明理学的研究，转而研究了其他理论。
并从十几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希望改变学习宋明理学的传统地位。
但当时的清朝考取进士，靠的是八股文和宋明理学，康有为不学宋明理学，又怎么能考中进士呢？
所以在多次名落孙山后，康有为也只能屈服于现实，开始致力研究八股文和宋明理学。
他19岁的时候，由于祖父去世，他便去了朱次琦先生的礼山草堂学习。
他的老师非常推崇韩昌黎，但康有为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韩昌黎讲道，不如庄子、荀子；讲法不如管子、韩非，而且道术浅薄空虚。
他的这番评论让朱次琦非常不高兴，责骂他“猖狂”，他的同学也嘲笑他对老师无礼。
离开朱次琦的礼山草堂后，康有为亲眼看到了国家的衰落和人民生活的艰辛，产生了振兴国家的思想。
有一次，无意中接触到了西方理论和资本主义思想。
这一接触，让他茅塞顿开，开始主动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并前往香港，观察和学习西方制度。
1879年，他游历了香港，对香港的繁华感到惊讶。
于是倡导西方社会制度，希望通过改革变法，发展中国资本主义。
1883年，他写了《大同书》，阐述了他的政治思想，并对未来的社会做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猜测。
《大同书》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他对孔子学说的全新解释，在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计划，康有为决心通过科举考试加入封建统治者集团，以便实现自己的理想。
1888年夏天，31岁的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乡试。
看到当时政府腐败，列强猖獗，内心感到十分痛苦。
他决心给当时的三位权臣写信，阐述世界形势，希望他们能推行变法。
这一年乡试，康有为排名第三。
然而，他写信的三位大臣之一徐桐认为，作为一名平民，太狂妄了，便让人将康有为除名。
康有为又写了《上清帝第一书》，痛陈中国面临的危机，希望皇帝能采纳变法主张。
但由于没人敢替他上呈，所以未能送到光绪帝手中。
康有为对乡试失败和上书未成并没有悲观，决心继续努力，准备维新变法。
他愤然离开了北京，在广州开了一个“万木草堂”，培养维新变法人才。
同时著书立说，积极宣传变法主张。
1891年，康有为发表了《新学伪经考》、《大同书》、《孔子改制考》等论述，为变法营造舆论氛围。
1895年，即中日甲午战争后的第二年，他和弟子梁启超一起上京赶考。
康有为得知清政府派李鸿章到日本议和，准备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省，向日本赔偿军费2亿两白银。
康有为和梁启超立即分开行动，与广东、湖南等地来参加会议的举人签名。
3月28日，康有为等人呈上了一封《上皇帝书》。
为了进一步扩大声势，康有为鼓动18个省的举人都来上书。
这些举人连日上书，有时甚至围住清朝大臣的车子，请求不要同意《马关条约》。
康有为认为士气是可用的，于是联合十八省举人在宣武门外达智桥松筠庵的谏草堂集会，向各省举人陈说《马关条约》丧权辱国的内容和变法强国的道理。
出席会议的举人个个义愤填膺，决定联合向皇帝上书，请求皇帝下诏，拒绝签订《马关条约》。
康有为说：“为了让朝廷知道我们的想法，我们应该联合起来，直接上书皇帝。”
举人们一致同意，纷纷说道：“那就由你起草吧！”
康有为花了两夜一天的时间，写了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总共有一千三百多名举人在上面签字。
因为中国与日本签订的和约将于4月14日在烟台换约，为了防止换约，上书定在4月10日进行。
谁知朝廷的主和派担心事情会有变化，所以他们在4月8日提前将条约送到了北京。
于是，各省举人也改于4月8日上书。
这一天，本来天气晴朗，阳光明媚，但正当约定上书的时间，突然风雨交加，雷电交加。
100多名留在松筠庵的人看见这一幕，十分担心，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征兆，大家都闷闷不乐的样子。
果然，奏书上交后，朝廷都察院拒绝接受。
由于参加科学考试的举人，一直都是由公家出车接送。
因此，康有为发起的这一次上书活动，被称之为“公交上书”。
尽管光绪皇帝最终未能看到这份请愿书，但全国各地要求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