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5年，58岁的雍正驾崩，他的第四个儿子弘历登上皇位，次年将年号改为“乾隆”。
乾隆皇帝是一位好大喜功之人，想成为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皇帝。
他在位期间是清朝的鼎盛时期，这使他更加自满，决心要做几件大事。
恰好就在这时，翰林院的一些大臣提出了一个重大建议。
他们认为，虽然明朝的《永乐大典》保存了许多当时丢失的古籍，可它是一本分类书籍，分散和容纳了许多珍贵的文献。
这样虽然方便人们按专题查阅，但是看不到很多书的全貌。
因此这些官员上书乾隆皇帝，建议把这些书籍抄写还原。
这时的国库充足，自然有钱做这件事。
再加上乾隆皇帝也愿意通过编写图书，借此来拉拢国内有名的学者，以免他们在社会上传播不利于清朝统治的言论。
1773年，他干脆下令编一本规模空前的众书，取名为《四库全书》。
朝廷上下闻风而动，很快成立了《四库全书》馆，许多朝廷官员都参加了。
总裁由乾隆皇帝的几个儿子和大学士担任，副总裁由六部尚书和侍郎担任，以及总纂、总校等大大小小的官员，共360人。
除此之外，还组织了3800多人负责抄写和打杂。
由于中国古代的书籍和经典数不胜数，所以《四库全书》馆的大小官员，不分酷暑寒冬，一方面尽力搜求、挖掘各种书籍，另一方面细心抄写、校对。
他们从2万多卷《永乐大典》中，把零星资料一段段抄写出来，拼凑起来，恢复了500多份珍贵文献，这些书籍又被称之为《永乐大典》。
四库全书馆的官员按照前例，进行分类整理。
他们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直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才编成这个大系列。
这个大系列收集了3475本书，共7.9万卷。
乾隆皇帝不惜人工钱财，编造了这样一个大系列，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
原本这是一件大好事，但出于阶级和民族的偏见，他又借此机会销毁了许多图书。
根据朝廷的规定，所有涉及明末清初的历史，但不利于清朝的书籍都被销毁。
甚至以前宋代人谈到辽、金、元，提倡民族大义的书也被烧得一干二净。
更可笑的是，有些书根本不涉及政治，比如顾炎武的《音学五书》，也被连版销毁了。
当然在被销毁的书过程中，有的还侥幸保存了一本书目。
当时有6700多本“存目”书，93500多卷。
没有留书目被朝廷销毁的书，无法计算，不计其数。
《四库全书》编成后，为了整齐美观，一律手抄，先后抄成正本七份，底本一份。
朝廷还专门在北京、热河、沈阳、杭州、扬州等地，修建了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文澜阁、文宗阁、文汇阁，以此收藏这些图书。
《四库全书》存放在北方文渊阁等四处，称之为“内廷四阁”。
南方文澜阁等三处，称之为“江浙三阁”。
乾隆皇帝下令开放江浙阁，让各地文人查阅抄写。
江浙三阁实际上起到了国家图书馆的作用，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有价值的创举。
《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昀(纪晓岚)，是一位脚踏实地、勤劳肯干的学者。
他主持《四库全书》馆十多年，每次得到一本书，他都命人写一个简单而清晰的总结，介绍作者的生活、书籍的版本、内容和简单的评价。
后来，纪昀把这些提要汇总起来，编成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四库全书说明目录》。
这些书已经成为人们阅读《四库全书》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参与编修《四库全书》还有很多学者，如：戴震、姚鼐、王念孙等人。
为了表彰纪昀等人的功劳，乾隆皇帝先任命纪昀、陆锡熊、总校陆费墀为翰林院侍读学士。
而且还授予纪昀、陆锡熊左副都御史、陆费墀礼部侍郎等职位。
然而不久之后，乾隆皇帝派人检查了《四库全书》，发现有很多地方抄错了。
他又大发雷霆，命令纪昀带人校正文渊阁的藏书，让陆锡熊去沈阳校正文溯阁的藏书。
抄写的费用，也由他们自己承担。
陆锡熊到沈阳校书，连气带愁，很快就病死了。
陆费墀是总校，责任最重，最为倒霉。
乾隆皇帝罚他出钱装裱“江浙三阁”每一本书的封面，制作这三处所有书籍的木匣，而且还削了他的职务。
最后陆费墀憋了一肚子火，活活气死了。
乾隆皇帝还不肯善罢甘休，派人到他的原籍抄了他的家，只留下一千两银子作为他妻子和孩子的生活费。
尽管《四库全书》馆的官员在整理、校对、抄写的时候，出现一些差错。
而且他们在编撰《四库全书》时销毁了许多珍贵的经典，但这些书毕竟是一本空前庞大的大型系列，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
有些人甚至将其与万里长城、大运河，并列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由明朝皇帝编写的《永乐大典》被毁得所剩无几，虽然《四库全书》也在战争中被摧毁了三部，但仍有几本被传下来了。
因为这个系列保存了许多古代书籍，所以被称为“中国人修造的文化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