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仲缨的安边和谈并不是沈惟敬主导，而且相对于小西行长的放低姿态，加藤清正明显表现出了极为狂妄嚣张的态度，无论是与朝鲜僧兵将松云惟政还是冯仲缨交谈，言语中自称“扬威所向攻无不克”，称小西行长、宗义智等人“不过绝岛中一卖盐之人”动辄威胁领兵西进直入平安道。之前和朝鲜人交谈的时候就是如此“公见王子，肥肤颜色如何？少无嬴瘠，可知吾之厚待也。且曰讲和之事，何以为之？速示可否？欲诀行止，何以迟延无黑白乎？日本关白，发诸岛之兵，朝暮渡海，入驱朝鲜，直捣中原，则悔无所及矣，何不速为之处乎？”你看我把朝鲜王子养的跟猪一样，可想而知我对王子有多好，我们赶紧和谈成不？不然就灭了朝鲜跟大明，到时候你们别后悔！和冯仲缨交谈时也是口出狂言：“我近苦无事，贵国来伐，何幸如之！咸镜之道险扼，骑卒不得并行。兵之来，日不过一万，迎而歼之，四十日可了。既歼之，度辽破燕，奉大驾（明神宗）于海东（日本），清正可以复命矣。”哪怕明朝派40大军过来，它大不了一天杀一万明军，40天就杀干净，到时再从辽东攻入北京，把明朝皇帝抓回日本献俘。嚣张，好战，狂妄的态度，这是明方对他的第一印象，同时，他瞧不起商人出身的小西行长的态度也被明军看在眼里。
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更得不到，“清正乃大书以示曰：‘欲战则战，欲和则和。’沈怒责之。”面对沈惟敬的斥责恐吓，堂堂虎加藤自然不是什么真的愣头青，当场改口称自己不认识字，宣战之类都是别人写的：“我不解文，倭人代书，故辞不达意如是耳。”
虽然表现的像强硬派，但是面对明方使者的斥责却立即服软，外强中干的特点暴露无遗。
此时日军连续大败丢城，后勤不足，王京的卫生也不支持日军继续留在这了，因为日军的屠杀暴行，王京城内尸横遍野，臭气熏天，驻军也因此流行瘟疫，造成了大量非战斗减员。
沈惟敬为了尽快和谈，以和小西行长有旧为名，私下约谈小西，以言语威胁，百般劝诱日军从朝鲜撤军，他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两条： 一、日军没有明军英勇，武器、战术等方面也都不及明军。二、明军士兵无数，且战场离本国很近，眼下已出动陆军和一支大 舰队，前去阻断日军归路。相反，日军兵力远远比明军少，长期作战将 不可避免地陷入疲劳之中，而且在异国他乡作战，兵粮又跟不上，如此下去只会打败仗。随后不仅要求日军释放被他们俘虏的朝鲜王子、 陪臣，退兵回到日本；同时还恐吓他们，说明军已经出动70万大军，分别在陆路、水路上截断日军的退路。
王京到釜山一带交通线是日军软肋，各地驻军不多，沈惟敬恐吓日军70万明军即将荡平日军，这让日军惊恐万分。日本人也不愿意冒着全军覆没的风险，最终同意了沈惟敬的条件，退兵，释放朝鲜王子大臣，向大明封贡，但是仍然需要大明派使者前往日本名护屋与丰臣秀吉本人谈判，获取上报给万历皇帝的所谓关白降书。
三月二十三日，沈惟敬返回宋应昌处，次日宋应昌召见沈惟敬，下令他想办法拿到丰臣秀吉的关白降书来上奏万历皇帝，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向大明入贡，结束战争。随后命令谢用梓，徐一贯作为使者前往名护屋。与此同时，宋应昌发文公示，命令中日朝三国军队都不许再开战，违反命令者无论哪国都要斩首。
能让日军不战而退，对于明军来说必然可喜可贺，对于日军来说，能和明军和谈，避免和明军作战也是最好的消息。但是朝鲜人可不乐意了，对他们来说大明不替朝鲜人报仇杀光倭奴那就是亏欠了自己。柳成龙等人拒绝参拜代表明方的官员，以日军狡诈为由催促明军毁约继续进兵，柳成龙甚至还大骂明军将领钱世桢。
此时，丰臣秀吉也亲自下令王京日军撤军，命令在四月初抵达朝鲜，沈惟敬和日军各个大名及三奉行约定在十九日退兵。或许对于明，日来说，这是目前再好不过的局面了，明军得以在兵力劣势及筋疲力尽的情况下不费一兵一卒收复王京，逼迫日军撤往南方沿海。日军也得以在南部集中兵力，但是这仍然是需要解决的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