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3章 蒋中正关于抗日的日记与《最后关头》演说
西安事发生后，经过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周恩来与各方人士的共同斡旋，蒋中正终于同意了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主张，并且在文件上签了字，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蒋中正虽然内心非常委屈，但是自己是国民党最高领袖，又是国民政府的首领，当着各派人士答应的承诺还是应该兑现的。既然答应了不打内战，一致抗日，蒋中正也不得不考虑抗日的问题。蒋中正有写日记的习惯，还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几天，蒋中正在日记中就曾表白过对日本侵华阴谋的对策。下面摘录几篇日记：
7月1日：“有大我在则小我自在”；“中国自强之意义与责任，应具必战之心，而后可以免战，乃得达成不战而收复失地之目的。”
7月2日：“对倭寇祸华之毒计，讲求对策。”
7月3日：“教育以民族光荣之历史，雄厚之国力与伟大之精神为基础，而勗以严重之国难，无上之国耻为人人之责任”。
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城西南10余公里的卢沟桥挑起事端，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吉星文团进行还击，打响抗日战争的第一枪。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消息8日才传到南京。蒋中正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将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当日即决定：“一，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动员。二、廿一与廿五师动员。三、抽调高射炮队。四、令长江沿岸戒严。”
7月9日记：“早起处理对华战事准备动员，不避战争”，“一、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二、归宋（哲元）负责解决。三、倭对宋有否进一步之要求。四、令宋乘机与倭折冲见面。五、积极运兵北进备战。”还预定：“为中倭冲突通令各省”。
7月10日记：“……三、倭寇今又反攻卢沟桥，是其不达目的不止也。四、惟我已积极进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
当天为星期六。蒋中正在日记每个周末设有《本周反省录》和《下周预定表》二栏，反省本周所作大事要事和规划下周要作的大事要事。他在《本周反省录》中写道：
“倭寇于八日在卢沟桥挑衅，与我守军对战，其意在非夺取卢沟桥不休，至今犹未告段落。”
他明确庄严表示：“此为存亡关头，万不能失守也。动员六师北运增援。如我不有积极准备，示以决心，则不能和平解决也。”
蒋中正在《下周预定表》中，表示要“积极备战”。
7月11日记：“倭政府态度坚强表示作战，……准备两师开动与关东军入关等之形势，以余观之，皆为内虚中乾之表示也。本日倭又反攻不已，是其非攻克卢沟桥不止之表现，然而其结果必暴露其失败无能之弱点而已。”
7月12日记：“预定：电宋、秦商中央部队集中地点。二、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持久战。三、倭寇计划威胁冀察当局屈服，完成其永定河以东为不驻兵区域以及其防共协定。四、最大限度为其占领永定河以东地区，成立伪组织。然而平津责任则应由倭寇担负，而且国际关系及各国权利所在，倭寇必不能单纯安全占领也。五、政院回京。”
蒋中正在当天日记中还记载：“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明令宋、秦固守北平与永定河线。中央军集中保定。”
蒋中正批阅了日本关东军抵达天津，其内阁宣言决定侵华战争，动员全国政党与产业界拥护其阁议情报后，认为是“外强中乾之态度”，指出：战争“势力扩大，不能避战矣”
7月13日记：“今日预定：一、抽高射炮到华北。二、运送子弹。三、派（潘）次辰为石家庄行营主任。四、派戈定远北上。”在注意事项一栏内写道：“一、对运兵进驻保定之宣言。二、对宋之授意。三、对倭宣言：甲、维持冀察政委会现状与人事;乙、塘沽协定范围以外地区驻兵不能受限制;丙、倭在平津一带驻兵地点及其行动应遵守辛丑条约。”
当天蒋中正以卢沟桥案件扩大，在江西庐山牯岭召开的行政院会上令各部回京办公。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负责京津防务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一直是采取软弱妥协的态度。由于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 7月14日，宋哲元想退出天津。15日致电蒋中正，提出退出天津的主张，蒋中正断然加以制止。14日日记写道：“宋住津态度不定，可知其果为倭寇软化受其欺乎。北进部队应立于进退自如之余地。如果宋完全屈服，则中央部队决不南调。如能办到卢沟桥仍住正式陆军不受限制，则胜矣。上午手拟建国运动方案，虽在倭寇压迫加重之中，此心泰然，建国工作进行不变，而且感觉味益浓。对倭寇有形无形间之恫吓无所不用其极之手段，以我视之皆不在意中也。”
7月15日又写道：“宋明轩为其个人计，亦无屈伏之理。宋如屈服，则看其程度如何。倭寇第五师在秦皇岛集中，则其十二师亦必用平津”，“接明轩电有放弃天津之意，严令制止。岂其已允倭寇退出天津乎，可疑之至。”
7月中旬，卢沟桥事件已发生10天，如果说在此之前，蒋中正对日本挑衅，并扩大侵华战争还认识不够清楚，认为“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 7月8日 日记）;“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 7月10日 日记）。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内阁派兵声明的颁布，并大量调兵，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已经十分明显，蒋中正的抗战决心也愈益坚定。为了集思广益，团结抗日，蒋中正于 7月16日、17日邀集全国一些社会名流在庐山召开谈话会，共商抗敌御侮，复兴民族的大计。
16日，他亲自写了关于卢沟桥事件的宣言稿，并在17日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演说，演说全文如下：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国举国民众悲愤不止，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2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
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
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跟着今年二月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
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著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
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三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三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
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
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其它，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待的。蒋中正1937年7月17日。
这篇重要谈话，于19日以《最后关头》为题公开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