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人糟糕的官僚体系和办事能力简直令人发指，这为中朝联合行动一开始就蒙上了黯淡的阴影。最让人无语的是，这种恶意满满地坑爹式的所谓配合贯穿了整个战争。
二十六日，尹根寿会见祖承训，通报已经另选负责人提供粮草。 七月一日，兵部尚书石星派遣使者到达朝鲜义州，要求朝鲜派人一起去平壤与日军将领见面。然而在朝鲜人看来，中日双方并不适宜在这个时候见面。为什么呢？朝鲜人给出的答案是：“恐倭贼有不测之言也。”所谓的不测之言是哪句呢？“贵国若只欲犯中原之事，则何不向浙江，而向此乎？”尹根寿见到明朝使臣时，向对方给出的日军发动战争的原因是:日军要入侵大明，向我们借道借粮，我们严词拒绝，因此才被这帮鬼子霍霍。
然而，明朝朝廷此时尚未完全打消对朝鲜的怀疑，仍疑心朝鲜是在替日军做入侵大明的向导，并认为朝鲜国王也是日军派人假扮的。尹根寿向明使出示了 日军在此之前投给朝鲜的两封带有威胁措辞的劝降信。
然而，这两封书信本身就是朝鲜人有选择性地挑出来的，在此之前日军送去了一大堆书信。朝鲜人选择性地将连续大败的情况下，日军对中朝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之后的信，无非就是洗脱自己通敌的嫌疑。“贵国若只欲犯中原之事，则何不向浙江，而向此乎？”以及日军说的“为借贵国一言，以讲和于大明也”，朝鲜人提都没提，反正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日军递交的书信，明方也没必要亲自和日军去当面交谈了。对于这些，朝鲜人心知肚明。
在朝鲜人刻意引导下，黄应旸确认朝鲜人真的没有投敌，就不再想和日方交谈，将两封书信放进衣袖中，对尹根寿说会回去奏报天子。第二天，黄应旸等三个明朝使臣会见国王李昖，一边问答一边偷偷画下的朝鲜国王李昖画像，准备回国核对。李昖借此要求明军援军自带军粮：“小邦本来残，薄兵祸之余粮饷不继，天朝欲救小邦，则粮饷亦欲仰请，而惶恐不敢。”朝鲜因为中国而被日军破坏，所以请明军自带粮草。
然而，朝鲜真的没粮食吗？还是那句话，扯淡。李昖入住平壤的时候短短几天就有十余万石米粟。但是这些粮食是作为赋税征集的，由于战争，朝鲜政府迅速崩溃，财政也随之瓦解，短时间内再次征集只能抽取赋税之外的额外调拨，此时国王以及几乎众叛亲离，不可能也不敢对两班贵族的资产下手，这么一来，根本无法把国力有效转化为战斗力。而平壤的粮食也早就留给了日军。这坑爹操作也是没谁了。
正式写明日交战之前，再说说朝鲜方面，同样是借用了二不尚书范景文这位大佬的研究成果，陆战方面，朝鲜官军面对日军可以说几乎逢战必败，那么水军呢？想必不少人又要尬吹李舜臣了，的确，日本职业水军的羸弱，给了李舜臣成名的机会，多次凭借兵力优势袭击日军后勤运输船队，取得胜利，但是，根据资料显示，李舜臣水军在长达一年的作战中，给日军造成的减员人数最多也仅仅不过三四千人。相比其日军水陆合计十几万军队而言，朝鲜水军在战争中的作用明显过于夸大，虽抑制了日军在南部沿海的小规模活动，但所谓不败的朝鲜水军及其不灭的李舜臣将军，以兵力、武备全面胜出日方的朝鲜水军，却并没有能短暂封锁日军核心生命线，即釜山——对马——名护屋航线那怕一天，虽然朝方的确可称自己为不败水军，然而也同样可称其未胜。
水军作用有限，那么陆地上各个义军呢？这里需要说说朝鲜的社会结构，在朝鲜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之下，表面上轻赋的朝鲜政府，其轻仅仅是对户籍人口，也就是全国大大小小的几十万名庄园主，而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奴婢，是几乎不存在任何权利的。朝鲜的奴婢实际上是其主人的财产，“我国以奴婢为财”，因此，当日军登陆之后，这些作为人形牲畜的奴婢，在主人逃跑或失去政权保护和威慑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复不把他们当人看的庄园主。李昖身为国王，在离开汉城的当天，就被奴婢焚毁宫殿和官府，那么其他庄园主的结局，可想而知。对于这些奴婢来说，日本人多少给他们带来了打破现状的前景，无论这个前景是好的或是坏的，但是对于中上层的庄园主来说，日本人则绝对是一个破坏者。深感秩序瓦解威胁的地方豪族，在政府军溃散后，凭借自己在当地的人脉和威望，开始自行起兵抵抗日军，如郭再佑起兵之时，跟一起响应他的地方豪族说“贼已迫，吾父母妻子，将为贼得矣”，在此之下，方有“吾里中少年可战者，不下数百，若齐心处鼎津以为守，可保乡曲，恶可束手以待死乎？”，如此以自保乡里而起义兵的郭再佑，不可避免的带有浓厚的私兵和地方性质，作为这支义军核心的兵员，是郭再佑的同族及家奴六十余人。除郭再佑这类无官职在身的地方豪族外，还有去职的中央高级官员，以义兵名义起兵，此外还有类似郑文孚这种，听闻明朝已经开始军事干预，借此顺势而起的义军。郑文孚在战争爆发之时，为咸镜北道评事（正六品），当加藤清正攻入咸镜道之时，对李氏政权不满的地方民众，捕拿地方军政长官争相投敌，咸镜道朝廷官员之中，“逃出者十无一二”。郑文孚因无事不用刑杖殴打下属民众，又常将书籍赠送给学生，因此在被叛乱者围捕，几乎要饿死荒野的时候，被校生池达源，藏匿与其家中。由于池达源居住在镜城最偏远的地方，郑文孚未被叛军搜到，所以当明朝军事干涉的消息传到镜城的时候，只有六品官职的郑文孚，反而成了镜城当地官职和声望最高的人。咸镜道距离明朝辽东镇距离不远，自然知道中国军队的真正实力，在得知中国出兵的消息之后，咸镜道内人心惶惶，唯恐遭到朝鲜政府的报复。借此机会，池达源伙同崔配天等人，私下串联校友和相识的军官，推举郑文孚为义兵将，集结了原咸镜道士兵和壮丁数百人，以前任万户姜文佑为先锋，于九月十六日进攻镜城。此时镜城守军是之前捉捕朝鲜王子，有献城献俘的功劳，而被加藤清正任命为礼伯的鞠世弼。郑文孚军突然抵达，猝不及防的鞫世弼来不及通知日军，只得亲自带人登城据守镜城。池达源、崔配天及姜文佑等人，本是镜城当地地方豪族，而郑文孚所部士兵，也是镜城当地中上层良人地主。在明朝军事干涉和传言朝鲜事后报复的压力之下，本来对朝鲜并无多少忠诚镜城人，开始反对投日的鞫世弼。在郑文孚对鞠世弼通晓利害关系之后，亲手将镜城献给日军的鞠世弼，又亲手为朝鲜当地官员打开了镜城城门，并将兵使印交还给郑文孚。可以看到，朝鲜的义军活动虽然此起彼伏，但是除了在南方首义而亡的高敬命等人，真正的义军大兴，则是在明军进行军事干预之后才开始的，人数众多的南道早期义军组织，在日军的剿杀和朝鲜地方政府背叛之下迅速败亡，残存下来的小股义军如郭再佑，则长期被视为叛逆。作为明军入朝之后才开始的咸镜道义兵，虽然在朝鲜人的长期宣传里，给加藤清正带来了多么惨重的损失，然而实际上在加藤清正占据咸镜道之时，日军虽然野外活动大为受限，但是却是未失一城，吉州城不满千名日军，义军却长围不下。当加藤清正出动1500人前往救援之时，失去压倒性人员优势的郑文孚部五千义军三战三败，只能退守镜城。朝鲜的义军，虽然给日军的后勤和日占区的经营上，带来了很大困扰，但是其起到的实际作用有限。义军最大的战果，反而是在1592年的10月24日，不知名的小股朝鲜义军，伏杀了在水原城附近进行“鹰狩”的三木城主中川秀政，这也是整个朝鲜役中，被杀死的日军级别最高的领主。作为兵制照抄初唐的朝鲜，自然对中唐府兵瓦解之后，各地将领自立藩镇的历史清清楚楚。所以头号大敌之后的次要敌人就是各路义军，加之绝大多数义兵将，出身为不同政见官员、乡吏、以及庶子、僧侣、商人、工匠等贱民，在朝鲜的森严的身份等级制度，以及堪称疯狂的党争倾轧之下，由不同政见的离职官员，特别是出身低贱的孽庶贱民所担任的义兵将，并没有太大的空间去发挥其才能，一如早期官军出卖坐视义军败亡，甚至直言如郭再佑等为叛逆。而根据朝鲜在1593年初的统计军额有172400人，即便将咸镜道内全划为义兵，全国也仅有33100名义军，不足全国兵额五分之一，兵力如此有限且处处受制的义军，是否能发挥后世韩国历史研究者所说，即便明朝援军不来，也可赶日军下海之类的研究成果，那便是“智者见智”了。
好在，大明这个亲爹还是想帮帮这个白眼狼儿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