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最后的自由
门开了，刘医生走进了办公室，他的身后跟着两位实习医生和几个护士。刘医生神色凝重，满脸倦容，看见我们他也没打招呼。他扶住桌子，重重地坐到椅子上，往椅子靠背上一仰，长长地叹了口气。
女医生在刘医生走进来之前就回到了她的座位上，她侧过身问：
“怎么了？”
“68号病房那个患抑郁症的自 杀了。”
“那个姓黄的姑娘？”
“嗯。”
女医生站起来，走到刘医生旁边。她的座位其实离他很近。
“吊死在手术室里！”
“什么时候的事？”
“两小时前，才发现。”
“她是怎么跑到手术室去的？”
“手术室的门没上锁。”
女医生从刘医生后面走到他的左边，忧心忡忡地说：
“还有几位病人得留心！”
“明天把精神科的医生请来，对病情严重的那些人做一次会诊。”
“早该如此。”
“可惜医生的动作永远赶不上死神的。”
刘医生疲倦地闭上双眼，伸出右手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一会儿，他睁开眼睛，转向我们，用一种散漫而戏谑的口吻说：
“你们几个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
“没事怎敢打扰您？”夏彤彤笑嘻嘻地说。
“你们的朋友现在如何？”
“还行吧。”卫东说。
“自 杀未遂的人，要是心里那个坎过不去，他不会放弃的。”刘医生说，“我真搞不懂，有些人好像担心自己死不掉似的，难道死神还需要你帮忙！”
“自 杀就是跟医生唱反调。”杨天翔说。
“你说得对。”医生淡淡地说，那是一种夸奖自己不喜欢的人常用的语气。
“您对自 杀者或企图自 杀者怎么看？”张迪问。
“应该判刑！”刘医生说。
“最好别判死刑。”杨天翔说，“要是对自 杀者或者企图自 杀者判以死刑，自 杀的成功率将达到100%，甚至高于100%。”
“怎么可能高于100%？”夏彤彤问。
“有些人自 杀是闹着玩的，他们不会真要自己死，一判刑，玩的就变成真的了。”
“有道理。”张迪说。
“那你怎么看待自 杀？”刘医生问我。
“我还是不说了，”我说，“免得您说我给您唱反调。”
“但说无妨！”刘医生说，“说说而已嘛，我的话也只是说说而已，不可能真给自 杀的人判刑。再说你跟我唱反调的次数还少了？多一次又何妨！”
“我不鼓励自 杀，我还是相信好死不如赖活。”我说，“但我觉得自 杀是人的一种自由，一种权利。一个人可以拥有这种自由和权利，但不一定兑现。自 杀也是一个不能有尊严地活着的人最后的尊严。”
“从理论上说你的话是有道理的，但这种理论不宜推广，更不能实践。要是我们也对病人说‘你这病没得治了，你这人也活得没意思，你可以行使你自 杀的权利；你尽管自我了断，这是你的自由’。要是医生都持你的观点并努力实践它，那医生就变成了凶手，刽子手！”
“我都说了，我并不鼓励自 杀，但人意识到自己拥有自 杀的自由和权利非但没有坏处，还能让人摆脱生物性的桎梏而接近一种神性。所以意识到这种自由和权利的人，比意识不到这种自由和权利的人，拥有更辽阔的场域，以及更丰富的可能性。就像看到星星的人，比看不到星星的人更容易看见宇宙的浩瀚。”
“美化自 杀就是美化死亡！”刘医生说。
“我没有美化死亡！”我说，“我对死亡一无所知，我也不想美化它。自 杀和死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自 杀和自 杀的可能性也是。要是您混淆了这几个概念，当然会误解我的意思。”
“你的理论太玄妙，”刘医生说，“一般人的耳朵太粗糙，接受不了。”
“多数人的问题不在耳朵上，在精神上，是精神太粗糙。”
“依你之见该如何？”
“不知道。”
“好吧，说说你们今天来办公室的意图。”刘医生看看夏彤彤，很显然他希望她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想换一间有灶台的病房，自己开伙食。”夏彤彤说。
“没有这种病房了。”刘医生说。
“那能不能在我们病房打一个灶台？”
“只要不违背原则，又有助于提升病人幸福指数的事，我们一向是支持的。”刘医生字斟句酌地说。
“那你同意了？”夏彤彤高兴地说。
“事情没这么简单，你高兴得太早了！”刘医生说，“你们得提交一个书面申请，我签字以后，由医生办公室将你们的申请呈交给医院基建办。基建办会派出技术人员对你们的病房作出评估，看是否适合建造灶台。基建办会根据你们的申请和那个技术人员的评估报告做出相应的评定。”
“怎么评定？”夏彤彤问。
“评定一般分两种：可以，或不可以。”
“凭我们几个的情况和我们病房的条件，应该可以打灶台吧？”
“你凭什么这么说？”
“中年男人的病房就有灶台。他的情形和我们的差不多。说到病房，我们的病房比他的病房宽敞，有打灶台的空间。”
“那可不一定。”刘医生微笑着摇摇头说，“他们的评定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从病人的情况看，现在我都没看懂到底是病情轻的还是病情重的更容易通过审批，也不知道是罪行轻的还是罪行重的更容易通过审批。从病房的条件看，也并非宽的就比窄的更容易通过，他们还会考虑更多的因素，比如通风的条件，排水的条件，隔壁房间的功用，甚至墙面的清洁度，等等。”
“您看我们能通过吗？”夏彤彤问。
“我也不知道。”刘医生说，“情况和你们相似的，有通过的，有未通过的。我觉得你们还是很有希望的，就算第一次不能通过，还可以继续申请，第二次不行还有第三次……”
“真麻烦！”张迪说。
“还没完呢。”刘医生说，“基建办审批过关，还得院长办公室复核。院长办公室复核通过，就会以文件的形式通知基建办，由基建办安排医院工程队去施工。不过有一点得给你们说明白，打灶台所需的花费必须由你们自己出，还有你们做饭产生的水电费也得自己掏腰包。”
“应该的！”我们说。
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大家有些灰心丧气。一路上我们都在抱怨医院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不关心病人的幸福。
我们刚要拐向另一条过道的时候，女医生气喘吁吁地追上来。
“你们不要灰心，”她说，“要在病房里打一个灶台确实有些麻烦，但也不像刘医生说的那么复杂。我有朋友在基建办，要是你们相信我，我可以帮忙。”
“真是太好了！谢谢！”夏彤彤拉住女医生的手，对她千恩万谢。
卫东和杨天翔也表示感谢。
“医生，”我说，“我倒真有一件事想求您帮忙。”
“什么事？”女医生说。
“刚才您说我们没有罪，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遗憾的是，整个医院承认我们没有罪的只有您。我们现在身兼病人和犯人的双重身份，陷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处境。我们连迈出医院大门都不被允许，连上个厕所都需要报告，这样的处境只会加快我们病情的恶化，严重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我们希望司法部门尽快作出审判，还我们清白，还我们自由。但听刘医生的意思，审判可能遥遥无期。我们想请您帮忙，提醒和催促有关部门早日对我们作出审判。”
“我理解你们的处境，”女医生说，“但你过高估计了我的影响力。我只是一位普通医生，在医院只是一个小职员，人微言轻。我刚才答应帮你们，不是因为我说话有影响力，不过是因为我在基建办恰好有一个熟人而已。”
“至少你可以提醒刘医生，让他催促相关部门尽快结束这个案子。他是这个科的主任，也是陷我们于这种困境的关键人之一。对于这个案子，他应该有一定的发言权。”
“这一点你说错了。”女医生说，“刘医生虽然是这个科的主任，也确实是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你们现在的困境，但并不意味着他对这个案子还有发言权。事发当日公安部门就介入了，对你们作出草率审判的也是公安部门。你不要管刘医生当时是否在场，真正有权对你们作出判定的只有公安部门。而公安部门把你们送进特殊病房以后，他们基本就和这个案子脱离关系了。他们已经将这个案子移交给检察 院或法院了，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到底这个案子是在检察 院还是法院，到底到了诉讼的哪一个阶段，不要说医院不得而知，恐怕连公安部门也不知道。检察 院和法院这么多办公室，每个办公室又有这么多办事员，这么一个小小的案件，在他们那儿不过是成百上千个案件中的一个，谁也不知道去哪儿问，不知道问谁，更遑论提醒。”
“您的意思是说，我们只有坐以待毙？”
“我还是喜欢另一种说法：既来之则安之。先安顿下来，让自己过舒服点，再慢慢想办法。所以我坚决赞成你们今天的想法，并且愿意竭尽绵薄之力帮助你们。”
我们谢过女医生，然后去医院食堂吃晚饭。饭菜不好吃，也不算太难吃。但在饭桌上我们还是决定，不管有多麻烦，一定要向医院提出申请，在病房打一个灶台，自己做饭吃。夏彤彤说她很喜欢做饭，以后就由她来主厨，包我们吃得一白二胖。大家都说在医院能吃到自己做的饭菜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要是真有那一天，一定要好好珍惜。
最后我们还决定，我们也要自己买被套和床单将医院的换掉。说做就做，吃完饭我们来到医院超市，每个人都买了自己喜欢的被套和床单。我们还买了卫生工具，以后病房的卫生自己打扫，这样既可以随时保持干净，又可以避免使用福尔 马林。我们都不喜欢福尔 马林味。
卫东说以后我们的病房是一个多功能的家，既是厨房，又是餐厅，又是客厅，又是卧室。夏彤彤开玩笑说还是洞房，让杨天翔做好心理准备。她说要是他耐不住，也可以找一个女朋友，让她住进来。杨天翔说你们尽管放开干，我一睡着打雷都吵不醒。大家都说要是没有陈保安就好了，就算他不干涉，但他在旁边总让人感到有些别扭。夏彤彤说希望他天天晚上出去幽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