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军部中央在如何处理上分成了两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和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及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为首的不扩大事态派和以陆相杉山元大将，军务局兵务课高级课员田中新一中佐，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为首的主战派。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主战派以此为导火线，迅速启动战争机器。8日，日本陆军中央开始研讨形势，陆相杉山元大将认为这是扩大战争“千载难逢的良机”。
10日，日本内阁决定了派兵案，将卢沟桥事变称为“华北事变”。
11日，日本内阁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诬陷是中国军队在卢沟桥“非法射击”而引发冲突，声称：“内阁会议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决定立即增兵华北。同日，日本参谋本部下令关东军和驻朝鲜日军迅速派兵华北，以指定的部队向华北开进。
7月11日，日本政府增兵华北声明后，夜21点40分，日军中央部发出“应第一号”应急动员令，同时日军参谋总长下发“临参命第五十七号”命令：在朝鲜的第二十师团发往中国华北，通过“满洲国”国境后归属在华中国驻屯军。
驻扎朝鲜担任警备的日军第二十师团师团长为川岸文三郎中将，参谋长杵村久藏大佐。其部步兵第三十九旅团下属步兵两个联队；步兵第四十旅团下属步兵两个联队。
7月27日日陆军大臣下达的“动第二号”动员令，驻朝日军第三十九旅团所属骑兵、野炮兵、工兵等各一个联队；第二十师团所属辎重兵一个联队以及通信队、卫生队、野战医院等，相继被派遣到中国华北。
15日夜，驻朝日军第二十师团召集各部队长进行训示，并指示熟读会议颁发的《对中国军作战法》等资料。夜11点从平壤乘火车出发前往中国华北。
17日，第一列车日军开进山海关。第二十师团各部队进入华北后，分别在山海关、秦皇岛、唐山等地下车集结，因为天津宿营地不足以及秘密匿藏于铁路沿线对将来军事行动比较方便。
与此同时，日本天皇钦命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以接替重病的田代皖一郎。
7月12日，香月清司抵达天津后，决定动用第一批增加的兵力，“一举歼灭中国第二十九军”，要求在20日以前完成战役部署。
15日至17日，日军参谋本部又相继作出《形势判断》，制定了《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要领》，认为“迅速收拾时局下最大决心的时机已经到来”，准备在两个月内“讨伐”中国第二十九军，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国中央政权。
接着，日本援军源源不断地开赴华北。7月28日，日军中国驻屯军便对北平地区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发起总攻，并于29日侵占北平，30日侵占天津。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态度有些犹豫，感觉有些突然。但是由于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和陆军省柴山兼四郎为代表的慎重派的活动，近卫文磨内阁也在9日内阁会议上确定了不扩大事态的处理方针。
但是在陆相杉山元和参谋本部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和第三课长武藤章的要求下，内阁于11日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向华北增派关东军两个师团，驻朝鲜陆军一个师团，从日本再派两个师团。
当天晚上近卫文磨在首相官邸召集政界、财界、评论界人士吹风，将这次事件定名这“北支事件”，表明了处理此事件的强硬姿态，要求在座各位予以合作。
第二天大藏相贺屋兴宣和内相马场瑛一纷纷在报纸上发表谈话，鼓吹对华强硬。
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时在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正与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签订停战协定。这种增兵的强硬态度必然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硬政策。国民政府的中央军迅速北上，大战一触即发。这时他也曾经策划过同蒋中正的高峰会谈，也试图向国民政府派遣密使摸索和平的道路。但担心可能损害日本的国际形象而作罢。
武藤章是积极鼓吹侵略中国的日本高层人物之一。日军参谋本部接到卢沟桥事变的报告后，武藤章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时任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课长的河边虎四郎大佐说：“愉快的事情发生了! ”
7月8日，即事变后的第二天，武藤章就将连夜拟订好的报告《处理时局纲要》送到参谋本部。
9日，他又指导作战课拟订了《处理华北时局要领》，这个要领充分体现了他主张扩大侵华的强硬态度，他宣称要“增加中国驻屯军必要的兵力，将与我国敌对的中国军队驱逐出平津方面”，而且建议“必要时亦可以向山东方面出兵”，竭力推动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
时任参谋本部第1部部长、号称日本第一兵学家的石原莞尔认为日本的主要假想敌是苏联，此时对华发动全面战争时机尚不成熟，如果贸然使战争扩大化，只怕对日本今后经略亚洲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他主张应尽可能首先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好为日后在适当时机侵占中国预留回旋空间。
即使是谈判破裂，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必须出兵时，也应将作战范围严格限定于华北地区，不可向青岛、上海方面发展。
对于顶头上司石原莞尔的这一意见，武藤章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必须在中国完成战备之前给他以致命一击。一时间，双方争执不下，石原莞尔与武藤章之间的关系后来竟然发展成为"有我没你、有你没我"的地步。
石原莞尔与武藤章的这场冲突不是偶然的。武藤章性格乖戾，是个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在参谋本部的口碑素来不好。作为武藤章的顶头上司，石原莞尔对此早有耳闻。
因此，对于武藤章如此无视他的权威，石原莞尔是绝不可能原谅的。最后武藤章冒出一句"我们现在就是学石原先辈在满洲的做法，有什么不对。"把石原莞尔给堵了回去。
由于参谋本部内部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当时的近卫文麿内阁便采取了一种平衡政策。首先，尊重石原派的意见，派出代表与中国地方当局进行谈判。
然而，前线的形势却在军部好战派的推波助澜之下，不断紧张和白热化。首相近卫文磨不得不觐见天皇，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商讨是否出兵。
7月11日，内阁通过了向中国增派5个师团兵力的决定，战局进一步扩大。实际上， 形势是越来越向武藤章所期待的方向发展了。
为了适应战场形势的发展，武藤章指导制定了《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确定了进一步扩大侵略的具体计划：首先，击败平津地区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 然后攻打国民党中央军主力，以摧毁国民党中央政权为目标，最终"通过全面的战争从根本 上彻底解决中日间的问题"。
这份《指导纲要》很快于7月17日在参谋本部获得通过，并向侵华日军颁布。
这一行动反映出好战派逐步占了上风，而武藤章不遗余力地参与和出谋划策，推动了这场战争的愈演愈烈，得到参谋本部的赏识，总参谋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破例让他赴皇宫晋谒昭和天皇，登陆上海。
日本民众对卢沟桥事变的反应怎么样呢？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在7月8日上午10点左右，日本广播放送局便以突发事件的形式播放了这一新闻，向日本民众传达了事件的具体经过和详细情况。随后的报纸、号外铺天盖地的争相报道这一事件，在日本的报道中态度强硬，立场鲜明的表示是中国军队向日军进行了“非法射击”。
大多数的日本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指责中国军队不断的对日军进行挑衅，肆意扩大战事，危害了日本的“合法利益”。他们还要求日本政府能够“惩罚”中国，并扩大战争以教训中国的“无理”。这些日本人说得“义愤填膺”，但他们似乎都忽视了一点，这一切的一切都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是日本人在中国的领土上开枪了！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随即便有日本民众怀着一颗“爱国心”前往陆军省进行捐款，并组织慰问参与卢沟桥事变的士兵家属。日本的新闻媒体也大张旗鼓的对这些进行报道，连篇累牍的使用煽动性的语言增加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敌视情绪，试图营造出日本人“精忠报国”的盛况。
在新闻媒体和政府机构的联合作用下，日本上至百岁老人，下至少不更事的孩童都加入了战争捐款的行列中。
青年人见此情景更是觉得自己责无旁贷，甚至乞丐也将自己仅有的一点钱捐献了出来。
日本举国上下的“爱国”热情，不但在经济上支持了日本的战争扩张，更是助长了日本政府的侵略气焰。日本陆相杉山元当即表示，日本一定要全民一心的突破难关。
日本在募集战争捐款的同时，还向民众发起了捐赠军用飞机的运动，要求民众航空报国。军用飞机捐款运动开始后，捐款数额一路飙升。仅东京市内21 日下午捐款便突破了15400 元。在捐赠飞机方面，比起民众的小额捐款，日本大公司与财阀们更是一掷千金。
大日本电力社长以个人名义捐款1000 元，以公司名义捐款2 万元，以帝国电力名义捐款5000 元，合计捐款26000 元。日产汽车5000 名职工捐款2000元。东洋纺织会社捐款5 万元，该社职员捐款3万元，兵库县阿部孝次郎捐款2 万元。大阪制株式会社捐款1万元，松下电器株式会社社长松下幸之助个人捐款1 万元，该社职员捐款5 千元。
其中松下幸之助认为“担负起贡献社会（支持战争）的责任是经营事业的第一要务”。
除了捐款以外，为了支持在华北的日军，日本人不但主动寄去了慰问信，慰问袋，还前往神社为这些士兵祈福，并前往医院慰问伤兵。当时从日本全国各地寄往陆军省鼓励日军的电报、慰问信等在房间里堆积如山。
日本一致要求政府严惩“暴支”，捍卫日本的“合法权益”，就连一向不问世事，在家相夫教子的日本妇女也走上街头举行游行。卢沟桥事变第二天，日本国防妇人会便参加了东京市民“严惩暴支”的百万市民大游行活动。
同时作为社会上最热血的青年学生，也纷纷要求入伍参军，前往中国教训一下“不听话”的中国人，维护所谓日本的“尊严”。
在军国主义的鼓动下，日本国民处在发动战争的狂热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