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遍全中国。这一天前方二十九军将士英勇作战，国共两党同声御侮，全国士农工商群情激愤，表现了团结爱国的伟大民族精神。这天的前方将士在大声怒吼：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看准那敌人！把他们消灭，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这是前方将士的心声，从军长到师长到旅长到团长到营长，到一般战士，都是这样的心声。
不管日本军方如何狡辩，都无法掩盖日本的侵略野心。中国共产党方面早就注意到日本在为侵略中国做准备，包括舆论方面的准备和军事部署的准备。
早在卢沟桥事变以前的二十年间，日本高层中曾经围绕“清国征讨策略”、"海外雄飞论" 、“中国征服论”等侵略理论炒得沸沸扬扬。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日本就以东北为根据地，积极为侵吞华北甚至全中国而紧锣密鼓地做着准备。
中国共产党高层对卢沟桥事变早就在预料之中。在卢沟桥事的变二天七月八日，中共中央便发表抗日通电，全文如下：
“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军队，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暨全国同胞们！
本月七日夜十时，日本在芦沟桥，向中国驻军冯部治安部队进攻，要求冯部退至长辛店，因冯部不允，发生冲突，现双方尚在对战中。
不管日寇在芦沟桥这一挑战行动的结局，即将扩大成为规模的侵略战争，或者造成外交压迫的条件，以期导入于将来的侵略战争，平津与华北被日寇武装侵略的危险，是极端严重了。这一危险形势告诉我们，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新认识”、“新政策”的空谈，不过是准备对于中国新进攻的烟幕。中国共产党早已向全国同胞指明了这一点，现在烟幕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第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立刻援助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及一切日寇侦探，巩固后方。
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
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
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
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驱逐日寇出中国！”
1937年7月初，周恩来已经根据将中正的邀请从延安出发，赴庐山与蒋中正商讨抗日事宜。周恩来与博古、林伯渠于7月7日晚乘飞机飞到上海，7月8日便得知事变消息。周恩来便立即谋划庐山会谈的内容。他想，现在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中最重要的是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的具体措施，周恩来正是带着这些想法去庐山的。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当天晚上，蒋中正还在庐山的官邸美庐别墅拥着爱妻宋美龄做着鸳鸯梦。当时由于通信条件的限制，事变发生的消息很难在短时间内传到他的耳中。
到了第二天7月8日的清晨， 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在门口叫蒋中正，蒋中正急忙爬起，开门后，陈布雷递给他一个纸片，说：“是北平市长秦德纯打来的。”
蒋中正接过电报译文，只见写着：
“国急。7月7日下午7时，日军荷枪实弹进入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进行实弹军事演习。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晚10时40分，日军声称一士兵失踪，强行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我方拒绝；清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对我军驻地发动炮击，我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抵抗。目前事态还在发展中。北平市长秦德纯。”
蒋中正看完电报，自言自语说：“这一天终于来了，吉星文和金振中做得好啊，不能给倭寇占便宜。”嘱咐陈布雷：“密切注意前方消息，估计前方战报很快就会到。”
蒋中正满腹心思，看来这东洋鬼子要动真格的了，大战已经不可避免了。蒋中正走进书房，在书桌前面坐下，拿起那支蝇头小楷羊毫开始写日记：
“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将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从日记中可以看到，蒋中正并不认为这是一起偶发事件，所谓“挑衅”是一种蓄谋已久的作为。他一时吃不准的是，日本还是只限于谋求控制华北，还是挑起更大规模的战争？
实际上，他明白，华北不保，中国自然难保，所以，即使日本人意图仅在华北，他也不能再作任何让步。如果日本人要扩大冲突，中国只能应战。所以，他在日记中“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实际是他作出的决策，很快会变成命令或宣言。
这时候国内国际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蒋中正的身上。蒋中正也成了日理万机的大忙人，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致电二十七军军长宋哲元：
“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这一电令标志着中华民国最高统帅蒋中正向日寇发出了宣战的命令。
这时宋哲元还在山东东陵老家休养，事变发生后，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立即派邓哲熙前往，催促宋哲元速返北平。当时，宋哲元对事态的严重性的估计不足，他还心存幻想，希望事态不扩大。他对前来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说：“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下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以。”
所以，他接到蒋中正的电令后，一面电令前线部队扑灭事变之敌，而一面又指示只许抵抗，不许出击。于是蒋中正又于8日之后连续两日密电宋哲元，督促他回到前线指挥作战，要求他不丧权、不失土。
宋哲元于7月9日回电蒋中正，表示：“华北部队守土有责，自当努力应付当前情况，坚决遵照钧座不丧权、不失土之意旨，誓与周旋，俟中枢大战准备完成，则固囿民心理夙夜祷企者也。”
7月10日，蒋复电指示：“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精神应付；至谈判，成须防其奸狡之惯技，务其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
正是由于蒋中正向二十九军军下了决战的电令，所以在卢沟桥事变中，国民革命军抗战相当坚决，充分体现了蒋中正电令中“决死决战之决心”的3个“决”字精神。
7月8日这一天，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收到蒋中正的电报，要他径直飞返南京，主持研讨对事变的应变措施和准备对日作战。
本来在7月7日这一天，何应钦正在重庆召开川军整军会议。整军会议重要目的是削弱川军的势力，所以何应钦的工作受到川军的抵制。他在会议上传达的蒋中正关于军政统一的讲话，川军也表示冷淡。
何应卿正在为会议难以达到目的而焦急，7月8日，即整军会议的第三天，重庆的大街小巷忽然响起了一片同样的声音：
“号外！号外！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借口演习中一名军士失踪，侵入宛平县城，我卢沟桥守军吉星文部当即奋起抗战。抗战爆发了！抗战爆发了！”
报童稚嫩的叫卖声立刻震动了整个山城。《号外》虽然只比巴掌大一点点，却承载着一个石破天惊的新闻！这消息不亚于一颗重磅炸弹，落在了僵持整整两天的川康整军会议上，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波。
参加整军会议的将领们本来“各怀鬼胎”，这时却被这消息震惊激怒，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一切新仇旧怨都已变得不值一提，与会者同仇敌忾，纷纷大声怒吼：“我们愿率所部参加对日作战！”
面对这一群激动的将领，会议无需继续，匆匆通过了整军决议，何应钦宣布散会。正是因为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救亡抗日成为火烧眉毛的紧急大事，各方纵有天大私心，也没有任何借口去讨价还价了。于是何应钦顺利地宣布了整军会议决议，实现了川军的国家化，这对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