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蓄谋已久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打响了全面入侵中国的第一枪，但是日本军方却企图把卢沟桥事变的发动者推向中国军队。日本陆军就卢沟桥事变发布的军情报告狡辩说：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十时四十分许，日本陆军中国驻扎步兵第一连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北平西南十二公里的卢沟桥北侧，永定河左岸荒地进行了夜间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在河畔的龙王庙方向突然响了三发枪声。
随后清水节郎中队长，野地第一小队长等人看到在河畔和卢沟桥城墙之间，有人用手电筒发出明暗交替的光亮，随即判断为中方军队士兵在用暗号互相联络。之后又有十几发子弹从龙王庙方向射出，日军未予以反击。
清水中队长派遣岩谷曹长和两名传令兵马上向丰台驻军报告。收到报告的牟田口廉也第一连队长在联络北平特务机关后，决定在天亮后与宛平县县长王冷斋一同前往事发现场。
随后清水中队长率队向东面的西五里店转移，与从丰台赶来的第三大队在一文字山会合。
凌晨三时二十五分，龙王庙方向又有三发射击。牟田口连队长认为频频出现的射击目的在于进攻日本军队，于是在四时二十分下达了战斗命令。
此时之前由森田中佐带领的对中谈判代表到达了该地区，森田中佐作为代理连队长命令禁止装填子弹。
日军代表随即要求中方将集结在卢沟桥周围的部队撤走，但该地区的中方部队已开始从龙王庙附近及长辛店高地方向开始对日军阵地进行迫击炮炮击。日军开始还击的时间是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凌晨五点三十分。”
森田彻在事变中以演习为名，秘密调动军队、直接部署制造事变、并指挥所属部队向中国军队进攻。
在南苑地区的战斗中，日军受到中国29军、38师、132师的顽强抵抗，伤亡惨重。当迷信没有脑袋就进不了神社的日军被国军大刀队杀得落荒而逃的时候，森田彻看准中国守军没有重武器和反坦克武器的弱点，急忙请示上级调来了重炮和坦克队实施强攻，并亲自乘坐坦克指挥，中国49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132师师长赵登禹将军就是在这场战斗中牺牲的。
在看到装备落后的中国守军被日军坦克打得血肉横飞时，这个法西斯分子竟爬出坦克炮塔高呼“万岁”，挥舞战刀指挥坦克队继续疯狂向中国守军发起猛烈攻击。
一木清直也是卢沟桥事变的发动者之一。在卢沟桥事变中，一木清直是森田彻的部下，亲自坐镇丰台，命令所属第8中队以演习为名向中国守军挑衅，在卢沟桥畔打响了全面侵略中国的第一枪。当中国守军奋力反击夺回了龙王庙和铁路桥后，他又亲率预备队增援，并会同日军增援主力与中国军队展开激战，在森田彻指挥坦克队疯狂进攻中国军队的时候，他残忍地下令屠杀所有幸存的中国官兵。
事变后，他到处狂热宣传是他“为帝国强盛进程打响了信号枪”，正是因为他的这一功劳，日本天皇亲自授予他金鹰三级勋章，短短两个月内他就由少佐(少校)晋升为大佐(上校)。随即又被调升到日本关东军精锐的第7师团14旅团28联队任联队长，成为将校军官的“重点培养对象”，担负起剿灭东北抗日联军和义勇军的“重任”。
一木清直是日本静冈县人，原姓加藤。1913年2月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以士官候补生资格进入陆军服役。1933年10月至1934年3月以甲种学生身份在陆军步兵学校学习。1934年4月晋升为陆军步兵少佐。1936年5月就任中国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
卢沟桥事变就是由这个第1联队第3大队挑起的，向宛平城开炮的是这个部队，向卢沟桥守军发动首次攻击的也是这个部队。
田代皖一郎也是卢沟桥事变的发动者之一。田代皖一郎是日本佐贺县人，早年先后就读于陆军熊本幼年学校、中央幼年学校，1903年11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5期步兵科，第二年被授予步兵少尉军衔。
1913年11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第25期，陆大同期同学有冈村宁次、多田骏和南京大屠杀的罪魁中岛今朝吾。
后历任参谋本部中国课员、华盛顿会议代表随员、步兵第30联队长、参谋本部中国课长、步兵第27旅团长、驻中国公使馆附武官等职。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时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的参谋长。1933年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官，1936年5月任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他加快了侵华战争的步伐，增兵进驻丰台，并谋求在丰台至卢沟桥中间地带建筑军营和机场。
日军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的要求被中国守军拒绝后，他下达了进攻命令，日军猛攻卢沟桥和宛平县城，中国守军奋起还击，并于8日夜夺回了被日军攻占的龙王庙及铁路桥，严厉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
7月11日晨，日军统帅部作出了向中国派兵的重大决定，并认定田代皖一郎任务完成不佳，撤掉了他“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职务，田代闻讯，羞愤交加，于15日突发心脏病而暴死。
在卢沟桥事变中，牟田口廉亲赴前线指挥日军进攻卢沟桥和宛平县城。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挑起了卢沟桥事件，后来事件进一步扩大，终于发展成这次的大东亚战争。假若今后依靠自己的力量进攻印度，能给大东亚战争带来决定性影响的话，我对国家就有个交代。这作为男儿的生平愿望是求之不得的事。”
卢沟桥事变后，冯治安与秦德纯、张自忠等召开紧急会议，冯治安主张坚决抗战，获得全体的赞同。8日下午，宋哲元从乐陵电令先消灭当面之敌。
冯治安于当晚下反攻命令，午夜，三十七师一一○旅从长辛店调来第二营，与第三营配合，首先截断日军的后路，并组织大刀队夜袭龙王庙和铁路桥上的日本侵略军，大获全胜，坚守了阵地。当时日军兵力单薄，害怕被歼，立即派人疏通，答应撤兵，因而我军全面反攻命令没有实施。
冯治安、张自忠、秦德纯当天又致电南京何应钦，除报告反击日军战况外，还表明决心：
“彼方要求须我方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现仍在对峙中。倘对方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不得不与之竭力周旋。”
冯治安还下令北平各城门紧闭，派兵扼守，各重要路口都堆积沙包，随时准备消灭入侵之敌。
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旅长何基沣是宛平城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
何基沣，字芑荪，河北藁城县人。时任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旅长。1937年6月，驻丰台日军频繁进行演习，引起了何基沣的警觉。为防不测，他令部队加紧操练。7月7日夜，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何基沣立即向军部报告：发现敌军集结，假若他们敢冲过桥向我们放第一枪，我们坚决还击！
当日军向卢沟桥发起进攻时，何基沣怒不可遏，亲临前线，向挑起战火的日军猛烈还击。在他的指挥下，官兵奋勇杀敌，击毙日军指挥官松游少将。
恼羞成怒的日军于是用飞机大炮猛攻宛平。何基沣挥师血战，死守宛平。日军伤亡惨重，指挥官田代中将被迫剖腹自杀。日军在骑虎难下的情况下，提出与中国军队谈判，以拖延时间，等待援兵。
七月九日，交战双方开始进入谈判，主要围绕“相关地区撤军”，“今后的治安保障”，“中方对挑起事端道歉”以及“取缔当地抗日活动”展开争论。同时日军也开始加紧对华北地区派兵，以增加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压力。
何基沣临危受命，与日方代表谈判。会上，日方代表樱井提出中方撤出宛平城和向日方赔礼道歉的无理要求。何基沣听了拍案而起，怒斥樱井：
“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中国的军队也不是好惹的！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让人践踏！这次卢沟桥事变完全是你们有预谋、有计划的侵略行动，是日方集结军队向宛平首先开火，明明是侵略行为，应向我方赔礼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侵略，否则就消灭你们！”
话刚说完，何基沣就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樱井等人面面相觑，再也不敢开口。消息传出，国人振奋！
9日凌晨，中日双方达成停战协定，日方代表松井太久郎与中方代表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进行交涉，达成三项口头协议：
一、双方停止射击；
二、日军撤至丰台，中国军队撤到永定河西岸；
三、宛平由冀北保安队接防。日方以“不扩大”方针为烟幕，压迫中国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接受种种苛刻条件，以待援军的到来。
但是河边正三却不按照协定撤退军队，却以监督中国军队是否履行协定为借口，仍将第1联队主力集结于卢沟桥车站附近，一部分兵力占据沙岗。9日清晨6时，当王冷斋和吉星文正在执行撤兵协定时，日军背约，下令再轰宛平县城，向宛平城发射了一百多发炮弹。
7月11日凌晨2时，守军第3营营长金振中亲率大刀队，与前来支援的另一个营主力一起，乘夜夺回铁路桥东端。突击队的出发命令一下，有的士兵竟兴奋得号啕大哭。
凌晨2时，突击队冲入敌人阵地。顿时，日军阵地手榴弹爆炸，大刀闪着寒光，喊杀声惊天动地，四处可见举着大刀的血人追赶拼命奔逃的日兵。此役日军一个中队被全歼。守军突击队伤亡也很大，铁路桥收复。
从7月8日早上到11日，金振中指挥三营全体官兵前后打退日军5次进攻。11日凌晨2时，亲率敢死队收复铁路桥东端阵地。后在追击逃敌时，被隐藏在土堆后面的敌人偷袭受伤，被抬出战场，送往保定医院救治。
7月9日，中日双方交战部队曾达成口头停火协议。但同时，日本从中国东北和朝鲜抽调2万多军队和百余架飞机投入华北地区。
7月12日，10列军列分载着日军各种部队、附战车、汽车、弹药等，由山海关陆续西进，至傍晚已经有5列到达天津附近。同一日，800余名日军分乘战车、炮车和载重车，由通县逼近北平。卢沟桥附近的日军也没有按照约定撤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