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没有在农野中生活过，只有在高中尾声的暑假，参加过学部、护国会与童子军合办的青年乡村生活夏令营。那是一个莫名花钱的项目，所谓的“自愿”只是敷衍舆论或领袖们的无意义措辞，且仲夏的“宝贵三号”黄瓜水灵又昂贵，我们便只能以擦拭水滴且浪费金钱的方式，在我们青春记忆鲜活而又无言的小小片刻中旁看着中国早期农业工业化代表作的某片碎影。我对农村生活几乎一无所知，故而我并不知道，生吃鸡蛋这件事，并非只有在用现代化方式保存了明治时代封建专 制风味的那个无菌之国，才很是流行。
“我们家老爷子和他舅子一直这样子吃。你这样说我才发现，怪不得他们两个在他们兄弟姐妹里头算活得短的，又老拉肚子。”
这是在特供超市折扣区发生的一小段对话中的一句。大寒过去，羊肉折扣区前已经只剩些膘油似的腻团，离此不远处的走廊上，付费队伍的中后段，对话的一方是我，另一方是一位我叫不出名字的刘姓云棠市教育处老职员。他爱吃鸡蛋，熟的、通弹透白的，而非黏稠浓厚的沉黄与浊清，他买了两盒鸡蛋，一盒标注日式无菌可生食，一盒标注新津纯天然放养。人群攘攘着嚷嚷，我们也不顾及收敛什么声线，他一边摩挲着他抢到的三折冬瓜，一边说起他小时候在南兰县地里摸别人家鳝鱼的故事。他的故事里有一丝我不熟稔的血腥，那血腥既属于这片壤土，却也和隔海的另一方纠缠不清。
“为啥子中国里头一堆日本东西？为啥子中国就和日本关系这么好呢？”
中华 帝国的知识分子，从中高级公务员、教育业人士到医生律师，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在人生的求学时期结识几个日本人，且如此情形并不同等地发生在人口总数相近、地缘关系同样紧密的大南或朝鲜。中华 帝国的日用品贩卖商铺，无论专营高档蔬果平价家电还是廉价一元店，总是会在商品柜中置下种类繁多数目庞大的日本进口或日资华厂产品。中华 帝国的皇帝本人办公室的电视是新保电器的映照四型超薄高清而非永生牌的国重新盈，中华 帝国当今首相第一个重要的社会公职是华日青年友睦联合会秘书长，中华 帝国去年本土唱片榜销量最高的二十名艺人中有九人都勾连着日本音乐产业且年冠属于一支日本乐队，中华 帝国几乎每一所在学部和吏部评价“优等”及以上的学校和公务机构都在使用海门大誉的文具用品，中华 帝国每一家能拿到蓝勋红稿的印刷企业中无一不满荷着佳能新保或三利东方的影印机械，甚至连中华 帝国某个地方机关宿舍里所有的花丛与银杏，都由一家自广岛起家的小型企业提供栽培与养护服务。
我生于1944年11月11日，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的二周年纪念日，而在我的童年时代，连1941年底结束的华日战争或曰东亚战争都已仿佛是上一个世纪的虚幻往事。驻朝日军与驻台日军被人手不足的帝国政府分派到东南亚各地去替僭主暴君们维持秩序，各地仆从军警更名剪袖地投身到与日据时期几无分别的公务服务事业里，除却极少数政府、大政翼赞会与军部高层外，大部分旧日本帝国的掌权者都未受到太多责罚，多只是因其年岁被迫作了些半隐退的姿态，将权势托付给一众于殖民扩张时期未有各种意义上出格迹象的中年男人。甚至连在中国的国策企业也只是平静地融入中华 帝国的企业秩序而非被抄没吞噬，譬如满铁，作为最大最强势的大陆国策企业，其仅仅只是更名作东北铁路，便以近乎完整的人事、资源与运作框架同京沪铁路与北洋铁路合并，成为了中华铁路集团的创世部分，曾任满铁调查部负责人的末代满铁副总裁甚至还在1952年-1958年间担任华铁总裁。
我的外祖父原是北洋旗下热河铁路公司的会计，铁企大合并后失了业，辗转到宣大铁路服务公司领着不足过往六成的工资。他对华铁成立中的日本元素便颇不忿，逢年节吃酒时总是会说：“既然陛下要让日本人在国境内合法地掠夺，为什么还要费劳力去同他们打一仗？”在五十年代，相关的阴谋论并不少，说皇帝本人只是为了削弱地方军头、共和势力与欧美政权的实力才放手让工业实力孱弱的中国 军队同轴心国部队作战，或者是纳粹政府高层实际上私下将皇帝陛下奉为完人圣人超人、一切导致千万生灵罹难的恶战都只是皇帝陛下同他们自导自演以掌控世界的计策。便是抛开这些无稽的讲事，对小学上课还算认了真的我而言，在看到历史课本上能够玩弄大陆权势于鼓掌间的大皇帝袁世凯陛下在1914年往后的“升临前夜”是如何被日本政府玩弄于鼓掌间之后，便很难相信，一个几乎被日本人与北洋旧臣带进了坟墓的野心家会在获得了瞬时束集巨量粒子、遭遇核打击也能从容自得的能力后，非但不对窃贼与叛徒施以任何惩处，反倒是提携重用、放为亲信，把帝国的伟业都托付给差点让其身其业其国皆万劫不复的“故识”们。
随着年岁渐长，清晰的见识也更多，此间的疑惑便也水涨船高。五六十年代的战后第一景气阶段，原轴心国的经济迅速膨大，没油乏气的德意两国人均生活水准甚至比英法苏三个战胜国还要好，日本更是不再困扰于本土资源的匮乏，过往凭军队扩张从未做到的事，如今竟在另一个帝国政府的遣派下做到了。中学时代来学校交流学习的东亚学生，皆以英语、汉语、日语为基本交流语言，越朝蒙的青少年们同中国人谈论Elvis、加千须美树与青越理奈，来自丹麦的游客在西班牙籍导游的指引下在奇维塔韦基亚参观着由旧国策工厂、德国设计集团与意大利建筑公司共同建造的袁世凯大皇帝陛下登临纪念碑。这些荒诞而切身的现实见闻与故事随着每一冬的落雪一并包裹着我这代人早年清闲又匮乏的生活，在每一个被设计的段落里，轴心国的新旧既得利益者们都被称作“以忏悔之身心服侍现代之世界”，可在每一次偶遇与观望中，你都很难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大皇帝及其党羽的纵容下，那些本该为自己驱动战争机器掠夺原料蹂 躏人民的罪行负责的当权者们仍旧悠游如昨，反倒是被压榨被盘剥的人们不得不屈服在旧秩序的新裙装下。
我本以为，这会催化出愤怒。可是，当“日本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一个中国大学生的脑海里反复奏响时。日本，一个作为国家、政权、时代的拟人概念，却很快被一个几乎填满了自身校园生活近一半的亲密氛围替换，并在你尚未有所反应的时候为你带来了名为“个人”的实体。在大同时，日本人尚且是国营矿场中遥不可及的理事或巨型企业里不曾听闻的中层，但当进入京师后，住进了留学生比例较高的北大校园，便发现占同届人数三成的留学生中有竟一成留学生为日籍，各类课表里填写的世纪初或民国时期出生的资深教授竟有一半左右曾赴日求学。生活便这样有了更清晰的日本见识：第一次知道好侍与聚丛是日本企业，第一次与真实的日本人共同课堂作业，第一次对着日本人唱流行爵士，第一次听日本人唱恶搞披头士音乐的歌曲，第一次和日本人约会，第一次与日本人分手，第一次在日本人的牵线下认识新的恋人……渐渐地，迷思里抚慰帝王心腹的侍奉恶魔，变成了你知心的、谦逊的、偶尔会做些你无法理解的谦卑、阴鸷、逗趣爽利或低俗事迹的普通朋友。“日本”的概念在肤浅的日常中渐渐淡却退让，成为你求学求职谋生路上的一个个常见因素，即便是国子监为数不多的留学生席位里日朝越三国学生居七成而日籍又独占其中泰半，也并不能让似乎脱敏的你生些如过去般警惕的心。在这样的氛围中步入三十岁四十岁后，当你那没有读过北大北洋交通更没有考过国子监的邻居抱怨我们的政府甚至在海关国有之后仍任命了一位曾在殖民时代台铁任要职的日籍海关总长时，你内心的第一反应便不再是“国家被日本窃取”，而是“民族主义情绪，在实用和必要的现实前，没有讨论和思考的必要。”
用现实冲垮侵略和浸染的记忆，然后，以被肢解的记忆泡烂占据与统治的现实。这是北洋亲日派的策略。在他们人生的早年，日本，一直是比我们人生的早年还要炽热、积极而现实的镀金与璀璨之国。在皇帝的纵容下，他们将这种思维融入到日常的治理、教化与生产中，他们用他们活跃的脑力构造了一个以日本为帝国工业设计、加工及代加工核心的新世界蓝图，把日常的辛劳操持托付给无论如何总能被大皇帝玩弄于鼓掌间的“原罪企业”。他们源自自私的国际化视野切割了日本、中华、东亚与世界的现实，无视着严峻的就业危机、族群隔阂、封建余祸和别的恶兽，将大本营与军令部的掠夺转化为苏丹、首相、紧急状态委员会主 席与中华 帝国大使馆的掠夺，将政权驱动的殖民机器转化为企业驱动的殖民机器，将毕竟不能殖民的本土与不可战胜的皇帝之国，转化为奴仆与臣民的公共园地。
我认识十来个日本人、十来个朝鲜人与八九个越南人，在这其中，应当没有一个共和派或马克思主义者。
付钱便是道别的时刻，客套的再见不会掀起新的波澜。故事已经结束。
我第一次知道日本人爱吃生鸡蛋便是在北大时，那是自豪、自欺又自恋的学士岁月，于白塔至王府井的街市中寻觅庙会以外的树柳檐荫。我并不是十分好学的学生，惟是气运颇好，拼了些命考取了北大。北洋或交通的学士院我考不上，便是考上了也不会去，本以为自己的个性更适合南方的自在风气，到了京师才发现，便是在禁中与机枢的旁处，一个凡人也并不会被帝王轻易顾眄。那时还没有强化巡防法与公共环境治理对策法，北京的冬日也没有宣化与大同那般森肃，皇帝又在不为科学家理解的暗箱里摸索出了调节以自身为球心半径十五公里左右的天气的方式，凡是帝王在新华宫居住的冬日，大学校园的冬雪便会以爽冽而和煦的晶莹轻抚学生、职员、游客与居民的繁身。
在没有人在意任何窥探与审视眼神的岁月里，我便是在一个泛着暖融白光的冬日见识到生吃鸡蛋的年轻人：市川的母亲，生长在所泽的葛西晴美。他没有如他同届其余几名明星日本学员的煊赫家世，他只是东京小城镇里一个名字与生活一样普通的城市居民。他对化纤、纺织之类事物的掌握与他对爵士乐的体悟一样深广，在我们社团的爵士之夜中，他能演奏钢琴与梵婀玲，也能踩着拉美的舞伐呼出灵快的莺鸣。他是嘉夜的朋友，是我与嘉夜相识的缘由所在。他在十年前因出 轨丈夫的疲劳驾驶身故，他的丈夫还活着，没有与出 轨对象结婚，只是独自守在晴美出资七成的家里，吃着夫妻俩同样爱吃的鸡蛋酱油拌饭和别的“生”料理，过着腐朽和死亡的日子。市川家有三个孩子，长子苔（Tai）长女雨（Ame），我们只与其中名叫浅（Sen）的孩子相熟，他在晴美死后到云棠渡过了一个暑假，之后也与家中两位兄姊断了来往。我不曾问过他家事状的详细，他也很少提及，只是如继承了他母亲的品味与事务般，维持着与我们家的信件、书籍及唱片往来，即便如今聚丛与乐天的购物已颇便利，还是每逢冬春与夏秋之际，寄来他替我们准备的风情、回忆、展望或别的什么。
啊。鸡蛋。我忘了。我忘了买鸡蛋，忘了让我想起生鸡蛋的人，忘了印象里本存在着的别的生鸡蛋食客。在没有鸡蛋相伴的归路上，我盘算着历史，盘算着日本，盘算着统治与抛弃的气息，盘算着共和与反君主制的旧声，却忘了自己是一个汲汲于功名仕途官位勋等的既得利益者，忘了自己只是趁着食堂燃气事故抢修的功夫出来吃饭顺便买个菜先提回去放着的尚未退休的资深公务员，忘了自己还有一家子亲戚的玩乐吃食与心理症状要顾及，忘了自己的女儿似乎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向他父母浅浅地表明了他不同于世上百分之九十七常人的性取向，忘了第一次见识把生鸡蛋打进熟米饭的那个外国青年租住公寓小厨房里烁着黄光的中午，忘了那天有个名为蓝嘉夜的化学系女孩学着我朝天空的帝王赐雪张起了品尝甚至汲取的口舌。我还忘了什么呢？在身份、历程、生活与现实的一切都被忘却之后，我却记准看住了“忘记”这一档事中宏伟、雄壮的那部分，把我生活中最具拼搏、野心和分裂的部分同一次不算翘班的午间购物结合，不依赖旁人的怂恿，也不听从红绿灯呜呜的叫报，在十字路口，在坡道与平路，在公园与宿舍，在自己的冰箱，在自家的相框，在一切自己意识和未意识到自己正在的地方。
据说人年纪越大越是容易保守地依恋现状的和稳。可不知道为什么，这与我现下的心态愈不相符。这是那家人的错吗？是嘉夜愈发像个工作狂让我想起晴美在发现他丈夫出 轨前那些说辞的错吗？我的愤怒是因为我女儿不仅准备和女人过一辈子不给我这没有自己和妻子生下一个孩子的父亲一个自己生下的孩子还准备用他那点连自己脾气都不能控制的小聪明瞒我们到看见我们的死相？是因为我对自己竟然不知道中国也是有人在与日本全然无涉的地方吃着败坏生命的生鸡蛋感到羞愧？是因为我在临近退休前收到一系列除了添补烦恼之墙外毫无意义的工作？还是我意识到自从我离开京师之后，便再也未于自己家园的黎明到来时于窗台街市中品尝过温暖甜腻的雪，哪怕那雪或许只是一个永生臭老头在疏远科学的暗箱中堆攒的皮屑？
嫉妒，憎恨，厌恶，还有期盼。
严尉之会倒台，蒋昱霆也会毁灭。嘉夜可能会和一个老师甚至老师出 轨，庭霜可能会跑到暹共和国和某个我们认识不认识的女人领张结婚证。
可他竟然是不灭的。无论是他和煦温暖甜蜜的赐雪，还是他自身，他自身，他自身！
我不知道我在烦闷个什么。更年期早就过去了。总不可能是在羡慕皇帝陛下吧！
大概只是临近退休的老人无聊又绵长的狂想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