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的“大陆政策”，曾经在日本历史上出现过两次。早在丰臣秀吉初步统一日本后，就曾于1592、1597年两度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至德川幕府末期则出现了"海外雄飞论"。所谓"海外雄飞论"是当时日本儒学家、国学家和洋学家从不同角度集中论述的对外扩张主义思想，矛头指向朝鲜和中国。
因此，它并非某一思想家所提，而是多家主张的概括。其主要代表人物为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等。他们的主张虽具有不切当时日本实际的幻想性，但却奠定了"大陆政策"的思想基础。其代表人物佐藤信渊就提出征服中国的扩张主义思想体系，不仅明确确定了侵略目标，而且规定了侵略步骤和完成步骤的方法。
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吉田松阴进一步提出不仅要吞并朝鲜和中国，还要征服印度。
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其得意门生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明治维新的重臣。木户孝允的“征韩论，山县有朋的“利益线论”,无不直接师承于吉田松阴的对外扩张主义。而日本向中国和朝鲜等大陆国家进行武力扩张，想称霸亚洲，征服世界的“大陆政策”正是在上述思想前提下形成的。所以说:“海外雄飞论”是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的渊源。
所谓“大陆政策”，是指做为岛国的日本向中国和朝鲜等大陆国家进行武力扩张，梦想称霸亚洲，征服全世界的侵略总方针。作为一种侵略政策的形成,必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日本“大陆政策”形成的历史条件，则源于明治维新前后已奠定的经济、政治、军事,尤其是思想基础。
本多利明所著《经世秘策》、《西域物语》、《经济放言》等，均属经世策论。其海外发展论的基本点是建立在类似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所谓“万民增殖”基础之上。他认为两对夫妻在33年间可繁衍子孙79人,人口增长率为19.75倍。
而日本土地有限，产品不多，难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其出路只有效法西方殖民主义者，从事海外贸易和殖民事业。因此，本多利明极力主张推行殖产兴业政策，认为这是“国君天职”,并提出富国四大急务，其中开发属岛尤为重要。
本多提议开发的属岛范围很广。除日本周边诸岛，如夷、小笠原群岛外，还有鼓岛、马绍尔岛，甚至主张“将日本国迁往堪察加地区，赐与本国之国号，使居假馆并置郡县，命诸有司抚育附属土地，自东洋所在之近岛逐次开发，并渡海开垦海上多数岛屿，借抚育、交易以获致土人信服，悉皆成为我国国力扶植之土地。”
继本多利明之后，进一步发展“海外雄飞论”的代表人物则是佐藤信渊。佐藤思想的核心是“中国征服论”，其代表著有《西洋列国史略》、《防海策》、《天柱记》、《垂统秘录》、《混同秘录》和《经济要略》等书。
《天柱记》是反映佐藤思想体系的代表著。其序言写道:“近来读及皇国之代诸记(《古事纪》、《日本书纪》等书，始知使天地旋转、万物生育之造化为首者，皆我皇祖产灵神搅回之神机也。”
所谓“产灵神搅回之神机”,就是创造天地之神秘机能。
基于“产灵神搅回之神机”法则，天地才得以创造，万物才得以生长。而且日月星辰的天体运动也以此法则说明之。于是在《天柱记》最后部分导致如下结论:“由此观之，大地皆皇朝所领……由此可知，以日月星辰为历象，而明辨天地经纬者，奉行神意，使万物发育，世界融通，救济苍生之大业。如能行此经济之大道，必将统治全世界。”
佐藤著述《天柱记》正是以“皇国”是世界唯一中心为命题而论证的。这在他的另一著作《混同秘录》中阐述的更为明确,他说:“皇国为大地最初形成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全世界皆为其郡县，万国之君皆为其臣仆。”进而提出:“如以此神州之雄威征服微不足道之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有何难哉。”
基于上述扩张主义思想，佐藤进而提出“中国征服论”。《混同秘录》中对此作了十分具体说明。他首先明示日本之所以以中国为最适宜的侵略对象的根据，并切望首先进军满洲以开侵略中国之端。
为达到此种目的，日本可将全国划分八个地区，并在对各地区的地势、人口、产业等条件及特点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具体论述了各地区向满洲以外地区进攻的最佳方案。
其侵略步骤，先从满洲开始，随后,自朝鲜攻向北京，再向华中、华南等方向推进。这样，“数十年间中国全数底定。”
中国“既已划入版图，其他如西域、暹罗、印度等国渐慕其德，并畏其威，必将隶为臣仆。故由皇国统一世界万国，并非难事。”
为此，佐藤信渊建议政府应及时研究增强兵员及制订动员计划。
为实施进攻中国的计划，佐藤在《垂统秘录》一书中，将日本划分为“青森府”、“仙台府”等八个地区，制订了出兵计划。
例如:“首先由青森府，然后由仙台府出兵，此二府充当头阵，乘船自黑龙江向西南方向前进，或以战争或以食物安抚夷人。松江府、荻府应以众多兵船满载武器、大炮等至朝鲜国之东海，经略咸镜、江原、庆尚三道。大泊府之兵自琉球诸岛取台湾，直至浙江地方，经略台州、宁波诸州。中国人既已为近处之强敌所困，无力解救远处之难。”
为了保证侵略中国计划的实现，佐藤主张日本天皇亲征，并实行全国总动员。
天皇亲征主要依靠熊本驻屯军兵力，在探得“中国国王所谓清主者已处于困苦境地”时渡海。然后以“先头之兵直取江南地方，迅速占领南京，并以此为临时皇居。录用有文才之中国人,……实施仁政，致力于中国人之抚育。”
对于如上侵略中国计划，佐藤基于“产灵神”理论，拟定了国内体制的整备计划。其中阐述了增加兵员的军备体制的具体方案。拟定将全国划分为东京、关西等八个区域，并提出了各个地区的“富国强兵”之策。
以东京为例，他认为皇国为万国之本，而关东又为皇国之根本。其根坚固，则其枝叶必日益繁荣。八州土著人口六百万有余，衣食也称富裕。由此六百余万人中招募强而有力者充当军卒，可得雄兵二十万人。并强调这是作为首都东京的职责。为此，要设立“陆军府”和“水军府”等军事机关。
《混同秘录》一书在阐述征服中国后，尚有关于侵略东南亚和印度的说明。
以上情况表明佐藤信渊所提的“中国征服论”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扩张主义思想体系，它不仅确定了侵略目标，而且规定了侵略步骤和完成这些步骤的方法，以及鼓吹日本天皇亲征和全国总动员。
因此，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的实际主持者大久保利通十分重视佐藤的主张，从1871年开始，陆续出版了他的各种著作，对他的扩张主义思想广为介绍，大造侵略有理的舆论，并成为明治时期皇军的创始人山县有朋首倡侵华政策的思想基础。
可以说，佐藤信渊的侵略思想是幕府末年以来儒学家的富国强兵论与尊攘思想、国学家所标榜的日本主义和神国观念、以及洋学家的海防论三者的集大成者，是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基础和内容的蓝本。
佐藤信渊死后，美、英、俄各国先后迫使日本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使日本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本国的危机日益严重。当时，攘夷之士多唱“海外雄飞论”。但此时立论的焦点则侧重于保国的动机，即欲借向外发展来解决当前的危机。幕府末年长州藩的著名学者吉田松阴就是这种“海外雄飞论”的典型代表。
吉田松阴是德川幕府末期被改革派武士奉为师表的著名维新思想家。他和佐藤信渊在社会思想上是一致的，尤其在对外政策的观点上，明显地接受了佐藤信渊的影响。吉田松阴的对外侵略论与佐藤信渊的主张相比，其意图既具体又露骨，不仅要吞并朝鲜和中国，还要君临印度。
其代表著《幽囚录》一书，首先指出日本的大害来自华盛顿和俄国，而且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包围日本。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保卫国家，他在该书中写道:
“日不升则昃，月不盈则亏，国不隆则替。故善得国者，不徒毋失其所有，且应增其所无。今急修武备，舰粗具，炮略足，则宜开垦夷，封建诸侯乘间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谕硫球，朝觐会同，比内诸侯。责朝鲜纳奉贡如在盛时。然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围，则可谓善保国矣。”
吉田松阴的“海外雄飞论”是佐藤信渊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吉田松阴的侵略主义虽然当时未被政府采纳，但其思想影响却很深远。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其得意门生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明治维新的重臣。木户孝允的“征韩论”，山县有朋的“利益线”论，无不直接师承于吉田松阴的对外扩张主义。
大陆政策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不甘处岛国之境"，立足于用战争手段侵略和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和表现。早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一开始，明治天皇就确定了用武力征服世界的方针。
1868年3月，明治天皇睦仁颁布"继承列祖列宗伟业，……宣布国威于四方"的《御笔信》，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日本大陆政策于19世纪80年代趋于成熟，并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得以实施。因此中日甲午战争本质上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日本近代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必然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