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作出了重要决议。决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
此外，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秦邦宪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
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称之为“游击主义”，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常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秦邦宪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
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秦邦宪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地去纠正，而且积极地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
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了秦邦宪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和朱德指挥军事，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接着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小组，代表政治局常委领导军事。从此，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军事方面，毛泽东的意见都受到了尊重，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
在遵义会议上，刘伯承和聂荣臻建议，红军应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他们提出，四川条件要比贵州好得多。一是有第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做接应；二是那里人稠物丰，利于红军活动和发展；三是四川交通闭塞，当地军阀向来排外，蒋中正想往里大量调兵不易。
中共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并于一月二十二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军委名义发出《关于第四方面军配合野战军转入川西的指示》：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先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
会议结束后，凯丰对秦邦宪说：“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
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进行分工时，周恩来等人要毛泽东接替秦邦宪的职务。毛泽东正色说：“不，这个时候，还是洛甫合适。”
这个问题没有继续讨论下去，秦邦宪仍然保留了总书记职务，领导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分派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各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同时，还采取各种方式向部队指战员传达会议精神。毛泽东在红军总政治部驻地杨柳街天主堂红军干部大会说：“我们再也不能像长征开始那样‘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了’。”
那些在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时期就跟着毛泽东的干部们，高兴得热泪盈眶。大家都说：“党和红军得救了!”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把被“左”倾领导者撤职审查关押在保卫局招待所的干部召集起来，向他们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第二天，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来和他们进行了谈话。随后，原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被分配到军委干部团任总支书记，其他干部也先后分配了工作，一些被开除党籍的干部，经过审查，也都恢复了党籍。
在北线松坎的红四团，收到了红一军团发来的一份电文，电文中说：“中央胜利地召开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和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一起指挥红军。”
杨成武将这一消息传遍了全团，指战员们兴奋异常。
聂荣臻在仁怀县一个镇子上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此时天上正下着小雨，谭政帮他撑着伞，他用了几个小时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其间竟没有一个人走开避雨。
中央代表刘少奇和红五军团长董振堂，在乌江边一个村子里召开红五军团红三十七团排以上干部会议，刘少奇说：“报告大家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党中央最近在遵义召开的会议已经胜利结束，毛主席又回来领导我们了。”会场上顿时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红军在遵义住了十二天，得到了休息，充实了行军物质。每个战士都发了一两块银元。战士们有了钱就要上馆子搓一顿。不到一两天的工夫，红军就把遵义好吃的东西都品赏了。许多人还品尝了毛泽东喜欢吃的名菜“四星伴月”，这是用羊肉、鱼、鸡、蔬菜、特别是芋头层层摆好，效入米粉之中，蒸一个晚上，到第二天才吃。
据说这种肉汤可以医治头晕头痛。有些人还买了一种珍贵的药材天麻，当地传说天麻能治体虚。
红军住遵义期间，有三种店铺生意兴隆，门庭若市：一为洋货铺，套鞋、面巾都售卖一空；二为书店，遵义城有书店三家，间有上海、南京的杂志出售，此三家书店的新旧书籍、铅笔、抄簿，均售卖一空；三为酒肆，全城的面馆、酒楼，无不大发其财，超过平日利润的三倍。
遵义城的饭店酒馆以川菜著称，红军官兵纷纷进入饭馆酒楼，尽情品赏川菜风味。回锅肉、辣子鸡及各种泡菜，都有浓烈的川菜风味，而且价格便宜。
红军在遵义时，所以商店照常营业者，是因为红军的苏维埃纸票按日兑现。红军没收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家族所经营的盐行值几十万元，王家烈家族向上海南洋烟草公司所定购的白金龙香烟值五万元。准备旧历年节以给薛岳军队的慰劳物质也都被红军截获没收。
红军除以这些盐及香烟一部在遵义、桐梓两城发给贫民外，其余的都出售。苏维埃纸票一元可买盐七斤，可买白金龙香烟四罐，价值远低于平日。
在遵义，战士们有了新草鞋。有的人还有皮底鞋，厚实的衣服，竹编防雨斗篱和新的草编雨帽。他们的米袋装满了粮食，医疗队从药铺里补足了碘酊和氯仿，也补足了草药。甚至还有新的手电筒、电池，此外还储存不少煤油、糖和盐。
红军买光了城内太平洋药房的所有药材，动手术需要大量酒精消毒，就用本地出产的酒替代，当时遵义城比较大的酒坊，就是董公寺窖酒。
董酒成为了救助红军伤员的重要物资。一支红军来到遵义城郊董公寺一带，发现这儿的酒质量很好，既能挡寒，还能解乏。一些轻伤员们直接用那窖酒来擦拭身体，消毒化瘀、缓解疼痛，第二天又能精神抖擞的出发了。自此，董酒的妙用便在红军里传开了，离开遵义时，许多红军战士把随身水壶都灌满了董酒。
与三个月前渡过于都河时的力量相比，此时红军只剩下很小一部分部队了。红军丧失了几乎三分之二的人员和所有的重武器。已经只有一些破旧的迫击饱和两门山炮。
出于开宣传目的，仍号称四个“军团”——第一、第三、第五和第九军团，而实际只有十六个战斗团和一个干部团。尽管不断地有新兵加入，兵力仍然不到三万五千人。
红军虽然处境艰难，但是红军也有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人员虽然大幅度减少了，但剩下的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部队。在甩掉辎重大军之后，红军又恢复了快速和灵活机动的特点，这是红军最宝贵的财富。
在武器装备方面，红军在遵义又弄到了一些毛瑟枪。红军使用的枪支五花八门，但是毛瑟枪算是标准的，因为它们是国民党政府兵工厂统一制造的。红军的枪支已经够用。
当时，蒋中正在北面的重庆忙着调集更多的军队，如狼似虎地企图围歼红军。他部署了四十万大军来拦截红军，不管红军走哪条路，他都要封锁。如果说，蒋中正在江西、在湘江几次围剿都未能得手的话，他可不愿意在贵州再次失手了。
黔军之涣散不堪、烟瘾缠身，这已为共产党所知。可是，此时蒋中正已集结了四川、云南、湖南的军队和他自己的嫡系军队，准备在红军一接近贵州同邻省的边界，特别是当红军往北向滔滔的长江移动时，来一个迎头痛击。
红军已有两次被迫改变前进的方向，先是放弃了与湘、鄂、黔地区的贺龙和肖克的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接着是放弃了在遵义周围建立根据地的想法。
离开遵义后的第二天的一月二十日，在通往桐榨路上的泗渡村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将行动方针上的最新改变确定下来。这一回是准备同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合。
但第四方面军究竟在何处，他们并不知道准确地点。一、四方面军之间的通讯联络很差，他们几乎是盲目地寻求会师。毛泽东以为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有个繁荣的基地，拥有十万以上的大军。但他却不知道四方面军不久就要拔营，向荒无人烟的西部和川藏交界地区转移。
贵州，云南和四川是山峦重叠，山山之间都有河流相隔。这里可走的道路极少，只有一条公路可以通行各种车辆，这条公路从贵阳往北，通过遵义和娄山关至川黔边境的赤水河。至于其他大部分地方，红军总是在窄得只能一二人并行的羊肠小道上翻山越岭。这些羊肠小道通常是直上直下，根本不管山坡多么陡峭，红军必须从这里通过。
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制定的十六宇诀方针的指导下又重新前进了。在李德到来前的岁月里，这十六字诀曾指引着红军取得胜利：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这是游击战的精髓，它使朱毛红军部队成长壮大。现在要靠这一方针来挽救军队免遭覆灭了。
一月十九日，中央红军三万七千余人从遵义南北地区出发，分三路纵队向川黔交界的赤水方向急进，踏上这条北上的捷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