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内位于琵琶桥边柏辉章的宅院里召开。在这座主楼二楼有一个不大的厅子，它是一间长方形的屋子，中间放着一张桌子和一个小火盆。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还有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总参谋长刘伯承、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共二十人。
会议由总书记秦邦宪主持，他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秦邦宪的报告中主要是强调客观原因，强调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
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作了副报告。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人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报告。
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批判了秦邦宪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具体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在军事指挥上应采取的正确方针，成为遵义会议决议的基础。
会上，朱德、李富春、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等都发了言。
第一个发言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是王稼祥。他严厉地批判了秦邦宪和李德在军事指挥和军事理论上的错误，旗帜鲜明地拥护由毛泽东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
由于王稼祥是从秦邦宪一派转变到支持毛泽东的第一人，也是提议召开遵义会议的第一人，是在遵义会议上继毛泽东之后紧接着发言支持毛泽东主张的第一人，所以王稼祥的发言对于把秦邦宪和李德拉下马，从而确立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地位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张闻天也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对秦邦宪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批判。他还说，现在必须由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他还推举毛泽东担任政治局常委。
凯丰表示坚决反对，他甚至感情冲动地对毛泽东大声嚷嚷道：“你毛泽东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而已！”
毛泽东反问道：“请问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既然说我是按《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
其实，毛泽东只是在学生时代看过《孙子兵法》，后来也并没有深入地研究过。凯丰被毛泽东这么一激，竟被弄得哑口无言。
毛泽东又转而对大家说：“凯丰同志说得好。马列主义，我确实是门外汉，种田种菜，我倒算是行家里手，不如你出国留学，喝饱了洋墨水。我毛泽东从未出过国门，十足一个土包子。不过，《孙子兵法》我确实认真研究过，这有什么害处呢？战争规律，古今中外皆然。现在的不过比古代的内容丰富一些罢了。
我们老祖宗的好东西，又为什么不可以借鉴呢？一定要弄些教条来束缚住我们的手脚，鄙人真有点大惑不解。在这里我要提醒凯丰同志，不要动不动就指责别人不懂马列主义，只有自己才是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我毛泽东在十七年前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就是大力宣传马列主义，那时候凯丰同志应该还很小吧？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凯丰同志，我们共产党人信奉马列主义，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会把马列主义跟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如果我们不能把马列主义跟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就很容易把马列主义当作教条，从而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近几年来我们党内的最高领导层在红军的战略方针方面就有不少教条主义的表现。”
毛泽东这一番话让凯丰再也说不出话。虽然凯丰内心有一万个不服，但是凯丰就像一个小学生受到老师的谆谆教诲那样，根本无力提出反驳。
一向沉稳的朱德表态说：“同志们啊，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我们在军事指挥方面确实犯了严重错误，最后导致中央苏区完全丧失；长征以来的三个月里，由于在军事指挥方面的不适当，红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红军总兵力由江西于都出发时候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到不足三万人。我们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红军的命运就很令人担忧。
所以我认为，现在是更换红军最高领导层班子的时候了。我同意王稼祥同志的提议，让毛泽东同志回到红军的最高领导岗位。我从井冈山开始，就是跟着毛泽东同志革命的。多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一直是正确的，今后，我永远跟着毛泽东同志革命到底。”
周恩来接着朱德的话说：“同志们，刚才朱老总的一番话说得非常中肯。是啊，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我们真的没有打好，说得直白一点，我们遭受了惨败。长征以来，在短短的三个月里，红军总兵力损失了三分之二。尤其是湘江一战，红军各军团都遭受了巨大损失，想起来真的让人痛心啊。检讨起来，作为红军最高领导核心的成员之一，我周恩来负有重要责任。
当然，作为苏区党的最高领导人秦邦宪同志，自然也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至于李德同志，虽然他在指挥红军作战方面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李德同志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顾问本来是当参谋，但是秦邦宪同志却把指挥红军作战的大权完全交给了李德同志，而李德同志对中国的游击战并不很熟悉，结果就闹出许多不适当的指挥方针，最后导致了惨败。
我要说明一点，我说这些不是要对过去进行清算，而是要对我们曾经的错误进行反审，亡羊补牢，以新的姿态继续战斗，使红军不断得到发展壮大。刚才王稼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朱老总都提出要毛泽东同志重新回到红军最高领导岗位，我认为这个提议很好。我也认为毛泽东同志适合这个岗位。
我们的红军老班子都是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二人在多年的艰苦创业中创建、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前面三次反围剿作战也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是正确的。我相信毛泽东同志有能力带领我们的红军走出困境，从而不断走向胜利！”
聂荣臻因为脚伤，是躺在担架上参加会议的。会议前凯丰曾经几次跟他谈话，要求聂荣臻支持秦邦宪继续领导红军，聂荣臻总是含糊其辞地应对。
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明确表态的时候了，聂荣臻努力坐起来发表态度了：“同志们，刚才王稼祥同志、张闻天同志、朱老总和周副主席都表示支持由毛主席来担任红军的最高领导，我聂荣臻也给毛主席投一票。想当初，我聂荣臻跟着朱老总上了井冈山，在朱老总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红色政权由星星之火逐渐成为燎原之火，形成了以江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
但是自从秦邦宪等一批从苏联回来的年轻人进入中央苏区以后，毛主席被赶出了红军的领导岗位。更为严重的是，在红军面临国民党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的关键时刻，李德同志来到了中央苏区，他是以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总顾问身份来到中央苏区的。我们当时都非常高兴，以为李德同志能够给红军带来不少帮助。
想不到的是，李德同志让我们大失所望！李德同志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军事民主，完全实行独断专横的指挥，完全不听将领们的意见，结果怎么样？结果是一次次的失败累计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惨败。说起来真的好让人痛心啊！”
彭德怀接着聂荣臻的话说：“但是我们痛心却有人不痛心。从广昌保卫战开始，我就多次跟李德同志提出不同意见，但是李德同志一直把我的意见当着耳边风。我也多次愤怒地斥责李德同志是‘崽卖爷田心不痛’，我气氛呀。我对秦邦宪同志有意见，为什么把指挥红军作战的大权交给一个老外？秦邦宪同志你有一点独立思考能力吗？有一点自主权吗？
你坐在中央苏区的第一把交椅上，怎么就不想想自己的责任有多大呢？刚才同志们都提议由毛主席来指挥红军，我彭德怀非常同意！红军应该由毛主席来指挥。好了，我还有重要事情办，我走了。”
彭德怀说完离开了会场。
接下来，林彪、刘伯承、李富春、李卓然等都发表意见，表示支持由毛泽东领导红军。
秦邦宪虽然是会议主持人，但是现在秦邦宪只有挨批判的份。所以秦邦宪一直低着头不说话。
李德表现得有点无聊。他坐在屋里靠门口的地方，神情沮丧，只是一个劲地抽烟。翻译伍修权紧挨着李德坐着，伍修权内心也不舒服，心烦意乱，他对给李德当翻译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不时给李德翻译几句，只是为了应付，翻译的内容也就不完全了，有时就完全停了下来，李德听不到翻译，只能干巴巴地坐着打发时间。
但是当彭德怀的发言被伍修权翻译了一部分后，李德忽然勃然大怒：“我本来只是做为顾问提提意见，这些建议是否被采纳就是你们的问题了，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他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遵义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做出以下决定：
1、毛泽东同志补选为政治局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党支部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4、取消三人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刘少奇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凯丰反对撤消秦邦宪的军事指挥权，对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表示不理解，因此，他对会议决定提出保留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