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随军委第一纵队渡过了湘江，他对谢觉哉说：“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怎么得了啊！”
就在十一月底，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开始了对博古、李德等人的军事路线的公开批评。
十二月一日，湘江战役结束了。中央红军余部在湘江西岸渐渐聚集。此时的中央红军，已经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到三万多人。
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紧张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国共双方劲旅激战长达一个星期之久。中央红军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共计死、伤、被俘三万多人，其中被俘的人员就多达七千多人。
在此次战役中，红一军团减员不少。红三军团第十八团整整一个团被国军切断，未能过江，大部战死。红五军团红三十四师负责湘江之战掩护任务，部队正要过江时，被数十倍国军包围，最后全师覆没，少数突围出来的红军战士，也大都遭到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毒手。红八军团这支刚刚诞生于突围前夕的部队，在渡江战役之后，仅仅剩下了千余人。
惨重的失败，险恶的环境，使人们对博古、李德等人那一套由怀疑到愤怒。许多指战员忿忿地说：“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
他们痛心地问：“照这样打下去，结果会怎么样呢?”
湘江战斗之后，李德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削弱了。周恩来更多地接管了工作。然而李德没有轻易放弃他的特权。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回到司令部。李德把他叫到面前辱骂了一顿。他说，周子昆的部下都没有了，而他自己怎么会逃出来？为什么不执行他的命令？为什么全师都消灭了，而他的妻子却仍和他在一起？
李德气愤地说，周子昆应当受到军法审判并枪毙。他命令警卫人员把周子昆捆起来送往军事法庭。可是警卫人员拒绝执行。博古当时在房间里，坐在那里一声不吭。毛泽东也在场。当李德大发雷霆时，毛泽东走向前去，把周子昆从房间带了出去，他说：“让我来处理这件事吧！”毛泽东保了周子昆，李德知道许多人对他有意见，也就不了了之了。
李德认为，尽管红军受到损失，但它的战斗素质提高了，部队还是增强了。他把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周恩来。他说，周恩来起草了撤离计划，计划要求从中央苏区撤走大量的重型装备，这些装备使红军负担过重，因而迟缓了前进的速度。李德不承认，既然他能支配博古，他就对长征的一切组织和作战计划都拥有否决权。
久经战斗的红军指挥员经过湘江一战的惨败之后，个个义愤填膺。这种愤慨将化为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情绪。
不久后就有人说，三十四师全军覆没发出的最后几阵震颤的枪声，和红军辎重大队沿途百里丢盔弃甲的惨状，就已经宣告了李德、博古统治的结束。
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转移。蒋中正看到他精心部署的第四道封锁线又被突破，立即重新调兵遣将，部署新的追堵计划。此时他最怕的是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就把防堵中央红军北上作为兵力部署的重点，在红军去湘西地区这个方向上，摆放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布置好了口袋，单等着红军去钻。
要围歼红军余部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东地区。
十二月二日，国民党追堵军总司令何健下达命令，将原来的五路军马改组为两个兵团，以刘建绪为第一兵团总指挥，薛岳为第二兵团总指挥。主力由黄沙河、全州一线分别向新宁、城步、遂宁、靖县、会同、洪江、芷江、黔阳地区急进；另以一部分兵力配属桂军进行追击。同时电请黔军王家烈部配置在锦屏、黎平一线，阻止红军西进贵州。
毛泽东多次与张闻天、王稼祥等人论及这种危险局面，他主张中央红军绝不能再被国军牵着鼻子走了，绝不能往敌人的口袋里钻，自取灭亡。
王稼祥在谈话中多次指责李德，张闻天谈论较多的则是他和博古的争论。王稼祥在整个长征途中都由担架抬着。
长征初期，他与毛泽东形影不离，晚上一起宿营，谈呀，谈呀，谈个没完。王稼祥平时沉默寡言，酷爱看书。和毛泽东一样，他也出身于一个富裕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想让他接管家业，但他却执意要上学，结果到上海，进了进步的上海大学。他参加了激进的青年运动，并于一九二五年前往莫斯科。他不能算在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内，但他支持过他们的观点。
王稼祥善于演讲，虽不象毛泽东那样质朴，但也不乏幽默感。他最喜欢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不过他什么书都读。从俄国回来后，他特别喜欢高尔基和托尔斯泰的著作。
在担架上和簧火旁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和王稼祥互相越来越了解，并有机会分析在江西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毛泽东谈到战术上的错误，特别是导致广昌惨败的错误。他的论点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稼祥便倒向了毛泽东的一边。
洛甫几个月来一直在向毛泽东靠拢。他们夏天在云石山上的多次谈话已使洛甫相信毛泽东是正确的。四月在广昌遭到失败后，洛甫就曾严厉地批评过博古。他说伤亡太大，对于红军来说，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是不明智的。他指出，照这样下去，红军不可能取得胜利。
李德不懂中文，因而听不懂他们的讨论。但他猜到了大意，劝解这两入说：“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的，你们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
李德的劝说没有奏效。洛甫和博古等人愈来愈疏远了。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们不能光打蒋中正，还要同“左倾机会主义”和片面维护苏联的观点进行斗争，矛头是指向博古和李德的。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见，他们都认为应尽早要求召开会议，以解决军事领导权的问题。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注定要失败了。
李德对于担架上的“阴谋”一无所知。但是他知道毛泽东正在同别人谈话，而且也知道这对于他的事业没有好处。他暗自抱怨毛泽东四处活动，一会儿找这个指挥员谈，一会儿又找那个指挥员谈，引来了对博古和他本人越来越多的批评。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三人被称为“核心小组”，或者用李德的话来说是“三人核心”。不管叫它什么名称，这三人正渐渐地夺取着长征的领导权。
坐在摇晃不定的担架上发表议论的毛泽东不是什么乡巴佬，而俄国入和中国“布尔什维克人”却常常把毛泽东说成乡巴佬。这只能说明他们自己是多么愚昧无知。这些布尔什维克人大都只有二十几岁，他们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由同样年轻的帕维尔．米夫及其追随者把他们象填鸭一样填满了马克思主义的信条。
毛泽东当时已经四十一岁，比那些布尔什维克人要年长一辈。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还只有二十七岁。他曾在莫斯科学习了三、四年。博古是二十六岁。从十八岁至二十二岁，他在莫斯科果了四年。长驻莫斯科领导博古他们的王明也只有二十八岁。洛甫当时是三十四岁，算是较为年长的了。
自长征开始以来，毛泽东经常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军，一起宿营，互相谈心。特别是毛泽东和王稼祥朝夕相处，他们常常是一边行军一边交谈。每次谈论的中心内容，都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指挥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们一起分析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一起研究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
毛泽东不断地把自己的想法讲给王稼祥听，他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地分析“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与危害，反复阐明了自己的主张。王稼祥颇有同感。这时的王稼祥，已经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他在斗争实践中，已经认识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张闻天是拥护李德博古的重要领导人。他在实际工作中，在一些问题上，与博古、李德等人发生了分歧。由于他不同意博古、李德等人的做法，并且发展到了公开争论，所以他的权力便被博古逐渐削弱了。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除了直接和他交流外，还通过他的女朋友刘英做他的工作。张闻天很快就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等人的斗争。张闻天的行动，对于配合在中央基本上没有发言权的毛泽东进行反对“左”倾路线的斗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就这样，在军委纵队中，慢慢地秘密地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反对“三人团”错误领导的三人集团。
要知道红军又面临什么样的局面，请看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