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长征路就这样静悄悄地开始了。浩大的挑夫队伍，挑着苏维埃的全部财产——印刷机、钞票雕版、造子弹的机器、X光机；一箱箱文件、银元、金条、大米、药品；
拆开的枪炮部件、电话机以及大捆大捆的电话线……共和国在搬家，整个苏区在迁移。
人去楼空，将留给原本红火热闹的革命根据地多少落寞、多少惶恐、多少凄凉？任重道远，将给这支远征军带来多少包袱、多少累赘、多少危险？路旁欢送的人群中一声声地高喊着：
“红军哥，打了胜仗可要早点回来呵！”
“苏区老俵等着你们，盼着你们……”
听着乡亲们的这声声高喊，红军官兵无比激动。多少年来，全军指战员和苏区人民携手并肩，用双手和鲜血换来这么一块根据地，如今竟让一位洋人丧失殆尽，这怎能不让人心痛和气愤！
这时，担架上的毛泽东抬起胳膊往身旁乱摸一阵，最终他发现那只心爱的“百宝袋”丢下了。是忘了？抑或是出于精简的需要不得不让警卫员们精简掉了？毛泽东重又闭上了眼睛。
这只贺子珍怀着一腔深情特制的大挎包，曾经是毛泽东行军打仗须臾不离身的宝贝。如今它却和他的另一个宝贝——他的儿子小毛一块儿留在了根据地里。或许，这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过去和另一个时代的到来？让过去的都过去吧，担架上的毛泽东胸中装着整整一个中国。
失去一块根据地固然心痛，可是只要从头干起，走中国自己的路，那么，新的根据地必将遍布全国，共产党人必将重新崛起，开创出一个新的世界。
暮霭升起来了，于都河上浮着一层白雾。五座浮桥上，如蚁的人流络绎不绝。村庄里涌出一队一队的红军战士，汇入于都河岸的大路，汇成浩浩荡荡的庞大队伍。渡口周围站满了红军官兵，船夫们卖力地摇着橹，一只只渡船来往如梭，满船满船的指战员一到对岸，就争相跳上去，飞跑着跟上自己的队伍。
由于广大红军指战员和红军战士对这样规模的军事行动一点儿也不了解，大家不免感到困惑。长征开始两天以后，一些战士冲到杨成武政委面前提出问题时，李德大概是无法理解他们的。那天，队伍在弯曲狭窄的山路上行进，没有一个人说话，战士们低着头匆匆向前赶路。突然，两名江西的战士气喘嘘嘘地跑到杨成武面前大声问：
“政委！我们已经走了两天了。我们究竟要往哪儿走啊？我们还要这样走多少天啊？”
这两名战士提出的问题事实上代表整个队伍，无论是指战员还是普通战士，都处于焦虑的状态。这是往哪儿走啊？ 这是在做什么呀？到底还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家乡和亲人？
杨成武怎么能回答他们呢？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只能告诉他们目前是朝西北方向行进；告诉他们将冲破敌人的封锁。给国民党沉重的打击，并保卫苏维埃根据地。
李德从未意识到，要红军打得好就必须提高他们的觉悟，让红军战士了解他们自己在于些什么。这些红军战士没有被训练成普鲁士军队或俄国军队那样只是服从命令，而从不思考，也从不提什么问题。
而李德却是一个信奉这类原则的人。他是个欧洲军人。他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方法。他这种人和他所指挥的这些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他来指挥是由于莫斯科一些外国人的一个考虑不周的命令。
在中国，李德从来没能意识到做一名中国人是什么滋味。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他还经常喝咖啡，抽雪茄。他吃面包，而不吃米饭，尽管有时他不得不自己烤制面包。
至于那些“苏俄”帮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了解大都不比李德高明多少。他们是知识分子，镀了层莫斯科马克思主义的金，而且这层金使他们脱离了真正的中国。他们在莫斯科学到的重要知识是如何进行官僚主义派别斗争。
而毛泽东和他的实干家们却大都受过战争的考验，到过山区、农村，和农民共同生活过。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和毛泽东一样出身于农民家庭，了解中国，尽管他们不能随时恰当地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辩证法语录。
他们目前没有掌握实权，还是局外人，不能左右事态的发展。而毛泽东在作为一个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生涯中，很长时期来一直是个局外人。现在，他开始意识到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就要开始了。
十月十九日，中央红军全部进入了突围地域。中央红军为了冲出国军的包围圈，选择了与红军“明打暗和”的南线作为突破口。那里是粤军三个师又一个旅的防线。
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早已感到，蒋中正只所以未能侵入广东地盘，就是因为中间横隔着一块共产党的根据地。如果共产党的根据地一旦被蒋中正攻灭，不但他早已垂涎的赣南领地会被蒋中正占去，而且红军很可能会被赶入广东，那么蒋中正的中央军也会乘机而入。
这样，他的广东地盘就很难保住，他的“南天王”的宝座也就坐不成了。另外，陈济棠也深知，蒋中正要他进攻红军是“借刀杀人”、“一箭双雕”。可蒋中正握有中央大权，他也不得不暂且俯首从命。
陈济棠又不想替蒋中正卖命，消耗自己实力，所以，他就在表面上作出进攻红军的架势，以此来获得蒋中正供应的饷械，却在暗地里派人同红军作试探性和谈，终于求得了与红军“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局面。
十月二十一日晚上，部队从于都西南的王母河新田之间突破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此时，已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各部队的序列是：
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仍为朱德（兼），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兼），总参谋长刘伯承，副总参谋长张云逸，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辖三个师。第一师：师长李聚奎，政治委员赖传珠（后为黄苏），参谋长聂鹤亭（后为耿飚），政治部主任谭政；第二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刘亚楼；第十五师：师长彭绍辉，政治委员肖华。
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辖三个师。第四师：师长洪超（牺牲后为彭雪枫、张宗逊），政治委员黄克诚；第五师：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钟赤兵；第六师：师长曹里怀，政治委员徐策。
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央代表陈云，参谋长陈伯钧，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两个师。第十二师：师长陈伯钧（兼），政治委员谢良；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参谋长王光道。
第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苏，中央代表刘少奇，参谋长唐浚，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辖第二十一师、二十三师。第二十三师：师长孙超群、政治委员李干辉。第九军闭：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中央代表何克全，参议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李涛。下辖第三师、第十四师。第十四师：师长因子昆，政治委员王开湘。
十月二十一日夜，红军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冲破了国军的第一道碉堡防线。这条防线设在江西西南端的桃江河畔。桃江是赣江的一条支流。进入广东省境内，红军行军的方向仍旧是向西偏南。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条奇怪的路线，因为通知下来的行军目标是向北向西前进，同二、六军团会师。
长征出师大吉，红军胜利地冲破了第一道碉堡封锁线，随后又急速向第二道封锁线挺进。并于十一月三日以同样的速度顺利通过。此后推进的速度稍有减慢，但到十一月十日，红军已全部通过尚未竣工的粤汉铁路。
当广大指战员和红军战士感到奇怪了。怎么回事啊？说是突围，我们已经在长途行军中度过了整整一个月，为什么没有遇到国军的阻击？国军的碉堡都变得静悄悄的，国军部队都开到哪里去了？一连串的问题，数万红军战士不知道，所有的中下级指战员也不知道。这是军事机密！天机不可泄漏！
早在十月初，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完全丧失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可能性，准备进行战略转移。但是从哪个方向突围呢？中央红军高层再一次把目光放在了粤北。
当时主政广东的是军阀陈济棠。第五次围剿红军时期，陈济棠任南路军总司令，授一级陆军上将。他经过长期的苦心经营，把广东变成了他的天下，被人称为“南天王”。这位粤系军阀中最有实力的“南天王”，却绝非蒋中正可以轻易驯服的走卒。
在一九三一年的“宁粤分裂”事件中，蒋中正被弹劾下野，陈济棠就“功不可没”。后来他索性与蒋“均权分治”，使广东处于半独立状态。蒋中正对他恨之入骨，总想找机会收拾他。第五次围剿一开始，蒋中正就在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轻，想把红军逼进广东境内，借刀杀人，以收“一石二鸟”的功效。
陈济棠对蒋中正利用战场消灭异己的做法早有领教，对薛岳在红军北面追追停停的目的自然也是洞若观火。因此，他在接连接到蒋中正防堵红军的电令后，忧心忡忡地对部下们说:
“我们与红军的这场战是输不得也赢不得。若输了，共军进广东，老蒋说，我来替你剿，广东就是老蒋的了。若赢了，共军覆灭，广东已疲惫不堪，老蒋说，我来替你善后，广东还是老蒋的。”
陈济棠当然不甘心丧失自己经营十载之久的半壁江山，经过左思右想，他终于找到了一条妙计:“送客”。
他召集心腹将领开会，安排他们依计而行:
“我们一面慢吞吞地在红军的必经之地修造工事，以免被老蒋抓住把柄；一面又不完成碉堡封锁线，开放一条让红军西进的道路，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门从红军后卫部队身上作文章，以‘送客早走’。”
他希望此举也能收到“一举两得”之效：既防红军入粤，也防老蒋把自己的手伸进广东，以达到最终保住广东地盘的目的。
要知道陈济棠的妙计能不能成功，请看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