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一日，奉中革军委第五号命令，将红军总部直属队、干部团、各学校编成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中央纵队为军委第二野战纵队。
第一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参谋长钟伟剑，政治部主任王首道；
第二纵队为党中央、中央政府、供给部、红大、军委二局等，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维汉，副司令兼副政治委员邓发，参谋长张宗逊，政治部主任邵式平。军委第一、二纵队系一九三四年突围时的编制。
军委第一纵队下分四个梯队：
第一梯队里有最高指挥部的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这个梯队的负责人是彭雪枫。
第二梯队基本上是后勤部队。
第三梯队包括工程营、炮兵部队和野战医院。
第四梯队则是干部团，陈庚和宋任穷分别担任团长、政委。
中央纵队也下分四个梯队：第一梯队是教导师，负责人是张经武；第二梯队有供应、维修、通讯、训练等部门，以及挑夫；第三梯队是贺诚领导的野战医院；第四梯队则由政府和党的官员以及一个保卫团组成，它由保卫部门负责人姚颉指挥，政委是张南生。
刘伯承把中央级队比作轿子的座椅部位，该纵队的行动不能象作战部队那样迅速，数干名挑夫和他们的重担——伤病员和老人拖了后腿。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纵队成了沉重的锚链，拖累着行动较快的作战部队。最后。不得不甩掉那些沉重的包袱。
中央纵队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伤亡极少。出现的伤亡更多是由于敌机轰炸和偶然的事故，如惊马带着背上的人一起掉下山涧，而不是由于战斗。
在这个纵队里，有指挥作战行动的李德、博古和周恩来，还有毛泽东、王稼样等人，王稼祥一年多前腹部负伤至今未愈。这里还有三十泣妇女干部，她们大多数是高级指挥员和高级干部的妻子，很多人自己就是高级干部。
红军像拖着圆木的象队，转移到苏区曲面南角，从那里悄悄地越界进入白区。
就在这时候，博古给上海中央局发电报，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战略转移的情况，但是奇怪，电报发不出去了。博古连续多次重发，但是都发不出去。有经验的电报员判断，很可能是上海的秘密电台被破坏。
李德一向是通过上海与莫斯科联系的，红军虽然也有无线电台，但功率不够大，无法接通远隔几千英里的红都瑞金与红都莫斯科之间的联系。一切信息都须经转上海。通过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秘密电台向莫斯科共产国际发报。
几天后，地下工作者传来信息，果然是上海的秘密电台被破坏。秘密电台的丧失，彻底隔绝了中共和共产国际的联系，没有了共产国际指示，中共突然进入到一个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历史时刻。
中央机关十月十二日到达于都。这时，于都城里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情况非同寻常。成千上万的部队开进于都，然后又离开，或者过江，或者南下去安远。
当然，大部分年轻的红军战士都不知道这些情况。他们相信他们要去打一场大仗，也意识到他们要冲出包围圈。很多人还领到了过冬的棉衣，这使他们很吃惊，为什么要早早地带上棉衣？莫非要在行军途中度过寒冷的冬天？所有的人都要在干粮袋里储存十天的粮食。然而，这次行动的真正目的何在，上级却一直不予透露。
周恩来到于都做的第一件事是去看望陈毅。
陈毅已经预感到今天的于都有大事发生。面容憔悴的陈毅勉强支撑着身子坐起来，用手掌护着左腿上打着的石膏。十月的阳光洒满了洁白的病房，从窗户上可以看到院外，阔叶成荫的樟树下传来阵阵喧闹，口令声、军号声响成一片，跑步扬起的尘土弥漫在平静的空气中。
凭着经验，陈毅知道今天红军要采取新的行动了。但还没有人告诉他。这时候一个护士从他的门前走过，他喊住她：“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首长。”护士往院外看了一眼说，“没有人告诉我们。”
“纳闷尽出些这种货色噢，妈勒批。”陈毅无奈地骂了一声，又躺下了。他自六个星期前因臀部枪伤久久不愈而从兴国前线被抬到这里以来，已咒骂了上百次。伤口中不断发现碎骨片，而当陈毅要求给予爱克斯光检查时，医生却以种种借口拒绝了：“爱克斯光机出了故障。”“没有电源。”“电池太弱。”……。
本来陈毅性格开朗，富有幽默感，是个乐天派。然而今天他却一反常态，变得忧心忡忡、烦躁不安。外边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却搞不清楚。他在病床上辗转反侧，严重的伤情使他一筹莫展。
几分钟后，那位护士又来了：
“首长，有人要见你。”她一边说，一边匆忙地拍松他的枕头，整理一下床单。陈毅的目光越过她的肩头向窗外望去，看到向病房走来的正是自己的老朋友和老同志周恩来。
周恩来进入陈毅的病房，陈毅要支撑着坐起来，周恩来急忙按住陈毅，询问了陈毅伤势情况，然后告诉陈毅，部队马上就要突围离开苏区，向湖南方向转移，目标是与湘鄂西贺龙的队伍会师。
周恩来还告诉陈毅，陈毅被留在苏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红军突围。
陈毅听了周恩来的话，虽然内心有一股难言的酸楚，但是陈毅明确表示服从领导安排。陈毅对李德博古的领导有怀疑，但是他相信周恩来。
陈毅还特意问起毛泽东是不是随着中央转移，周恩来告诉他，毛泽东也一同随着中央机关转移，被编排在中央纵队。
陈毅最后完全放心了，只要有周恩来和毛泽东在最高层领导集团，中国革命就有希望。
中央机关十月十二日到达于都，当天晚上乘着朦胧的夜色穿过了于都。几千名用一天付一块银元的高工资雇请的挑夫，挑着苏区的大量财物，包括印刷机、纸币镌版、造子弹的机器、重新装填空弹筒的压床、爱克斯光机、满载着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文件资料的箱子，红军储备的银元、金条、大米、药品、备用的枪炮、收发报机、电话设备、大卷的电话线等等军用和生活用品。
毛泽东是过些时候才离开的。他还有任务，其中最艰巨的一项任务就是十月十五日要给留在于都的党的干部们讲话。他必须告诉他们，红军正在撤出；还要让他们了解今后的局势，并告诉他们红军主力离开后，他们应当如何工作。
告诉他们在主力红军撤走后怎样坚壁清野，怎样将家人疏散，怎样上山打游击。
毛泽东没有用空洞的许愿和盲目的乐观来“鼓舞士气”，因为他明白，现在不是鼓动人民去冒险的时候，他不能教群众去以卵击石。
疾病缠身、面带菜色的毛泽东仍在接受傅连璋医生的治疗。这时他正在对一群党员干部讲话，他尽力使自己的口气充满信心。他向与会者传达了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说明部队要冲出包围圈，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建立新的根据地的计划；
号召干部要照常工作；告诉大家部队进行了分编，红军留下了很大一部分兵力保卫苏区，他们不会永远离开，他们会回来的。毛泽东坚信，革命最终必定胜利。
这是一次高、中、低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对这些干部讲话的时候，周恩来、朱德、博古、李德，所有部队的首长和党的整个最高领导机关已经上路了。
十月十八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赣南作战的命令》，要求各军团应于二十日夜半，完成一切攻击部署；总政治部也下达了《关于加强战时工作的命令》，命令中说：
“这次战役将决定革命战争及每一个红色战士的生命。命令要求各部队要尽一切努力，完成当前的战斗任务。”
十月十八日傍晚，毛泽东躺在担架上，由两名江西老俵抬着跨出了小院的柴门。一行二十人，包括警卫员、他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在于都北门旁一所房子的石板地小院子里集合。他们走出院子，穿过于都唯一的一条街道，和中央纵队的其它单位会合了。
毛泽东带了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留下了他那有九个口袋的旅行包。
沿河岸走了一段，便加入了中央纵队的行列。毛泽东明知危险乃至致命的撤退就这样开始了。红军离开了共产党在过去几年中赖以生存的蓬勃发展的根据地。
他们悄悄地行动，希望蒋介石的飞机不要发现并轰炸这支蜿蜒而行、前后长达五六十里的庞大而杂乱的队伍。现在是需要坚韧不拔、下定决心的时刻，不允许提任何问题。
没有人知道他们将去何方，没有人知道走到哪里才是尽头。毛泽东不知道，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也不知道。谁也猜不出再过多久蒋介石就会发现这些蠕蠕而行的队伍。没有一个指挥员不为那些如牛负重的挑夫们担心，他们中间很多人挑着他们能够肩负得起的最大重量，一天挪动两英里都很困难。
工兵营在于都河上架起了五座浮桥。当时正值枯水季节，在于都一带，河面不过二十多丈宽。河面宽些的地方，河水很浅，人和马匹可以毫不费力地涉水而过。五座浮桥分别架设在于都两侧十多里长的河面上。
毛泽东和他的队伍沿着河岸没走多远，月亮就升起来了，河面很平静，没有一丝风。一会儿他们来到渡口，踏上喀喀作响的桥板，顺利地过了河。很快，这支队伍就到河对岸向西行进了。这静谧的夜，这月光，这河水拍击浮桥的声音，激发了男女战士的兴致。他们成一路或两路纵队沿着狭窄的小道行进，很多人轻轻地哼起了流行的红军歌曲。究竟走向何处，谁也捉摸不透。
要知道红军往哪里突围，请看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