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军委命令各军区地方兵团接替各线主力红军的防御任务，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从阵地上撤下来，向瑞金、于都、会昌地区集中。
同一天，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及地方部队接替中央红军的防务。红一军团向宽田、梓山之间集结，红三军团向于都东北的水头、石溪坎、东头、禾田及仙霞观地区集结，红五军团在兴国以北原阵地阻击国军，红八军团向古龙冈地区集结，红九军团向古城、瑞金地区集结，准备实行战略转移。
毛泽东从于都回到了瑞金，首先向中革军委的周恩来、朱德等，报告了于都的敌情、地形等情况。
当毛泽东听到要将部分中央领导人分别编排到各军团转移行动时，他当即与张闻天商量，提出转移时能同王稼祥编排在一起行军。张闻天很高兴。毛泽东再次赶赴梅岗，向中革军委提出了这个意见。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这个要求。
接着，毛泽东在云山古寺主持召开了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会议。毛泽东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撤离苏区的决定，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
毛泽东还要去看看留下来的同志们。既然是战略转移，就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带走，于是也就存在着人员的去留问题。毛泽东来到云山古寺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由于这里也是苏维埃中央政府驻地的一部分，留下来的同志们都集中在这里接受任务。
毛泽东心情沉重。毛泽东知道，随主力西征，前途渺茫。但留下来，更是生死未卜。谁都清楚主力转移后，留守部队将面临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疯狂反扑。而且，留守部队一万六千多人中多数是伤员，有许多还是重伤员，根本不能参加战斗。这些人中受过正规训练的只有六七千人，其余的都是赤卫队员，很多人连枪都没有握过。十万红军主力尚不能保卫苏区，留下的这不足两万弱旅难道就能使苏区不陷入敌手吗？
走留人员名单已经列出来了，但是毛泽东还蒙在鼓里，没有人跟他说起。毛泽东只看到一些现象，一些家属带着柜子、箱子回了家乡，说是“他要走了”(但不说去哪里)；不少伤员从医院回到了原部队。但是关于谁去谁留的小道消息也开始流传了。
起初，有人说徐老将留下来。徐老就是徐特立，他曾是毛在长沙师范的老师。人们说他年纪太大，经不起未来的艰辛。但后来又传说他也走，并被指定与休养队同行。已替他找了匹马，但尚未找到马夫。
爱传小道消息的人此时还不知道，已经有人悄悄地让毛泽东看了一份留守人员名单。毛的许多亲近的人都在名单之中——他的弟弟毛泽覃及其妻子贺怡（毛的弟媳又是妻妹，因为她是毛夫人贺子珍的妹妹）；毛的朋友、湖南同乡、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叔衡；早年担任共产党总书记、现已被罢免的瞿秋白（据说他肺病严重，难于同行）；陈毅司令员；共产党早期党员、毛的支持者贺昌；毛的另一个拥护者、宁都起义部队后来的领导人之一刘伯坚等等，许多人。
毛的建议似乎一个也未被接受。甚至他请求带上瞿秋白的意见也未被采纳。
与毛泽东的关系成了留在苏区的特许证，而根据当时留下来的陈丕显将军的看法，留下来的人只有十分之一能幸存。
同转移计划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一样，留守人员名单也是由“最高三人团”一手决定的。在研究留守名单时，军事方面的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他方面只告诉他一个数字。
关于高级干部去留的标准，基本上是以李德博古等人的个人好恶划线的。第一个被考虑留下的是项英。项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代理主席，具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经验，委任他为留守人员总负责，显然是最恰当的人选。项英临危受命，表示坚决服从。
第二个被列入留守名单的是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一个多月前，陈毅在兴国前线指挥作战时负伤，坐骨碎裂，此时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休养。
陈毅是八月二十八在老营盘隘口负伤的。当时，国军已经修通了泰和通往老营盘村的公路，用汽车运来重炮，向隘口猛轰。陈毅到兴国模范师各团阵地巡视战斗情况，刚巡视到十六团指挥部，一颗炮弹在他身后爆炸，弹片击中了陈毅的右大腿，同时受伤的还有十六团政委李寿轩。这一仗使得陈毅负伤，没能跟随部队长征
对于留下体弱多病的瞿秋白，许多同志表示了不同意见。周恩来找到博古等人，希望他们多些仁爱之心，再慎重考虑一下。但博古坚持，理由很简单——瞿秋白正患肺病，不宜长途行军。项英更是直言不讳：说周恩来是资产阶级的感情，在阶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搏斗中，只有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才是坚强的革命者的党性！
瞿秋白曾经向张闻天要求同走，张闻天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却不同意。
何叔衡也被留下，原因是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至于毛泽覃和古柏都被留下，是因为他们都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刘伯承因反对过李德的瞎指挥，也被列入留守名单。后经周恩来力争，才允许随主力红军转移。
叶剑英担任着中革军委兼总参谋部部长，比较了解内情，他曾经对人说过，出发前，秘密准备，搞了登记表。对干部都审查，对出身不好的，犯过错误的，起义过来的，分成三类，一类可以随队出发，一类留在苏区，一类杀掉。
还有的被看作犯过错误的红军指挥员，是被捆绑着出发的，被编在劳改队。
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李维汉也对人说起过：“长征前，干部的去留，不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
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甫，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
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军长征就是总政治部决定的。我负责管的是苏区中央局的人。中央局有组织局、秘书处、宣传部。组织局还管妇女工作。中央局的秘书长是王首道，当时机要工作是邓颖超管的，李坚真也搞机要工作，他们三人都是随军长征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成员有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同志，由项英负责。
关于留人问题，我没有参加意见，也未过问，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的。但我负有直接责任的有四个人，他们是毛泽覃、周以栗、陈正人、贺昌。毛泽覃在组织局工作，我问过博古，是否让他走。博古不同意，我就没有带他走。以后毛泽覃在保卫苏区的战斗中牺牲了。对毛泽覃同志的不幸牺牲，我长期感到内疚。
谢唯俊也在组织局工作，我把他带走了。周以栗曾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是李立三领导中央工作时派去的。他是主张打长沙，攻打大城市的，后来毛泽东把他说服了，放弃了攻打长沙和大城市的计划。我在湖南时就认识他，而且很熟悉。一九三三年我到中央苏区时，他已在养病，没有工作。
长征时，博古决定把他留下，我也同意了。陈正人，原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原来我不认识他，与他没有什么工作关系。我到苏区时他在养病，长征时，也被博古留下了。贺昌，我对他很熟悉。立三路线时，他是北方局书记，六届四中全会时被撤职。长征前他负了伤，曾到我那里要求随军走。我问过博古，博古不同意。后来他牺牲了。
上述四个同志当时都在养病，没有工作，归组织局管。他们可以留下，也可以带走，病人可以坐担架长征嘛。他们如果不应该留而被留，我是负有一定责任的。虽然博古不同意他们走，但我是组织局局长，还有一定发言权，我可以争一下，但我没有争。
古柏，当时是江西省委决定把他留下的。我与古柏没有打过交道，但我曾在江西反对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我也是有责任的。古柏留在苏区，后来也牺牲了。
何叔衡留下，是博古他们决定的，我没有参与其事。除了苏区中央局机关归我管以外，我还分管中央党校，从这儿调来的干部归我负责，我把他们都带走了。长征时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潘汉年，我把这个部的正、副部长都带走了。
毛泽东来到小村庄里的苏维埃中央政府驻地，留下来的数十位领导人刚刚接受了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的重任，此时大家都还在紧张地做出发的准备。大家都知道，红军主力很快就要走了，参加战略大转移的同志很快就要走了。虽然大家都有着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思想准备，但是此时内心也不免有几分酸涩。
毛泽东看望了留守的弟弟、弟媳，与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老朋友话别。最后，毛泽东来到云石山顶的云石寺，与那里的乐能和尚道别。
乐能和尚与毛泽东相处得很融洽，偶尔会长谈一番。寂静的时候，乐能和尚发现，毛泽东常在寺后的大樟树下看书，满怀心事的样子。他的感觉没错。云石山的生活对毛泽东来说，也许是他十几年革命生涯中的暗淡时光。
当毛泽东站在乐能和尚面前，乐能和尚已经猜出毛泽东要说什么，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毛泽东。毛泽东说：“我就要走了，能够结识大师，是我们的缘分，虽然现在暂时离开，但是我们的缘分没有终结。到我们赤色苏维埃在全国胜利，我一定再来看望大师。大师珍重！”
乐能和尚说：“去吧！‘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以毛先生之宏图大略，吾中华复兴有望矣！去吧！去吧！”
乐能和尚半闭着眼睛，双手合十：“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要知道毛泽东离开云石山后又去哪里，请看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