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九日，毛泽东拖着虚弱的身子从于都回到了瑞金云石山。此时的瑞金，已是一片萧条景象。红军主力部队已逐渐向集结地开进，还未动身出发的部分机关、医院，只看到人们匆匆来往，忙忙碌碌，听到的都是捆绑东西的声音。
毛泽东缓步攀登那十几级的小石阶梯，一踏进“云石古寺”那个家门，儿子小毛就象一只快活的小鸟，“爸爸，爸爸”地叫着扑过来，毛泽东将儿子紧紧的搂在怀里，抚摸着孩子的小脸蛋，脸色异常阴郁。
这时的小毛，已经两岁多了，呀呀学语，正是讨人喜欢的时候，毛泽东十分疼爱他。
小毛出生于毛泽东备爱打击的时候，排解过毛泽东的许多烦恼。有时，毛泽东闷闷不乐，小毛就象小鸟吱吱喳喳扑到毛泽东怀里，毛泽东顿时眉心舒展开来。有时，小毛还模仿爸爸的动作，拿起毛笔蘸上墨，一本正经地在纸上涂抹。毛泽东出门回来晚了，小毛总要站在门口，倚门而待，等爸爸回来一起吃……
可是这次远征，孩子一律不能同行，这是中央的规定，其他领导同志的孩子要留下，毛泽东也不能例外。
贺子珍听说了，当即流下了泪。她从邻居那儿要来一点棉花，把自己的一件灰军装裁剪开来，给小毛缝了一件小棉袍。
顺便交代以下，毛泽东返回于都后，贺子珍抱着小毛来到沙洲坝毛泽覃家。小毛开始以为带他去走亲戚，高兴极了。当小毛听明白爸爸妈妈要出远门，把他留下来跟着叔叔姨姨过，便伤心地大哭起来。他抱着妈妈的脖子不放，哭喊着：“我要爸爸，我要妈妈，我不留下！”
贺子珍紧紧搂住哭喊的孩子。
天黑了。贺子珍哄小毛说：小毛不要哭，等打了胜仗，爸爸妈妈会来接你的。说完，强掰开小毛的手，转身就走。“妈妈，妈妈，我要去，我要去呀……”
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贺子珍又停住了脚步。尔后，她咬咬牙，急步消逝在夜幕中……
这天晚上，毛泽东与张闻天两人坐在“云山古寺”前的黄槲树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来。张闻天把心中的诸多不快统统向毛泽东倾诉。这次坦诚谈心，使他们的接近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张闻天说起自己在苏联的经历。张闻天于一九二九年进入苏联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兼任着中国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马列主义理论课的教员，经常去为该校的学员们讲课。
张闻天对毛泽东说起他从苏联回到上海，不久便被共产国际推上领导岗位，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同年九月，临时中央成立，他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坦诚地说起了跟毛泽东的分歧。那时候，毛泽东正在苏区，两人未曾谋面就因路线问题产生了分歧。张闻天说，那时候自己还很不成熟，对中国的实际不甚了解，同时也过于依赖共产国际，过于推崇苏俄的革命模式，因而曾积极推行和宣传王明博古那一套理论，也忠实地听从他们的指挥。
张闻天还说起自己进入中央苏区以后，自己有很多对不起毛泽东的地方。尤其是跟博古李德一起故意整毛泽东的行为。张闻天承认，当年的反“罗明路线”，进而反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的罗明路线”，实际上都是间接地整毛泽东，目的在于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正确的策略思想和方针政策。也对那些有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敢于公开反对博古李德的领导干部给予了无情地打击。
毛泽东也向张闻天说起这几年内自己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倾诉了长时间受压抑的苦闷。
二人通过恳切交谈，心更加贴近了。张闻天打算，只要有机会，他一定要支持毛泽东，让毛泽东回到党和红军的最高层领导岗位。
让我们来看看红军最高层领导们关于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准备工作，关于实行战略大转移的问题，红军高层三人团已经考虑了很久。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七日，秦邦宪就以个人名义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再次提出撤离中央苏区，向湖南方向实施战略转移。这一次请示，比之五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请示，要直接、明确、迫切得多。电文如下：
“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十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全部准备工作将于十月一日前完成，我们的力量将在这之前转移并部署在计划实施战役的地方。我们将不晚于九月底作出最后决定。”
这个请示电，已由五月下旬请示纠结于“两种可能性”转变为提出“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的明确目标。共产国际执委会和王明、康生接此电报后万分惊讶、恼怒，决定以王明、康生名义于九月二十八日致电中共中央。
王明、康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克诺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副主任米夫均在这份电文上签了字，最后的建议是米夫亲笔写的。电报指出：
“我们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准备以主力对广州部队实施打击。须知，从你们的前几次报告来看，现在正在与广州人进行谈判，此外，即便我们现在不能利用，那么我们也应该为自己保留今后利用南京人和广州人之间矛盾的可能性，而现在向广州人进攻就会使我们失去这种可能性，并会使暂时还没有对我们实施积极作战的补充力量仇视我们，因此，请说明你们决定的理由。”
鉴于局势严峻，两天后，共产国际又一次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曼努伊尔斯基、王明、克诺林、黑格尔特、弗雷德和米夫均在电报稿上签字。电报开宗明义指出：
“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
这样，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间开始酝酿，到一九三四年五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提出，再到一九三四年九月三十日共产国际批复同意，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决策，前后耗时近十个月。
在长征尚未出发前，周恩来、博古、李德组成了“三人团”，决定着长征的一切大小问题。一般所有的问题都是由博古、李德提出建议，而就周恩来的为人而言，他虽然对一些建议有异议，但在非常时期也不便说什么。而且所有的事情博古、李德说罢就算了事，具体实施起来还得落在周恩来的身上。
李德、博古还做出一项决定，就是红军长征不许带一个女同志，他们认为女同志在长征中是累赘。为此，毛泽东找到周恩来，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长征中没有女同志，沿途不利于做群众工作；而且有些女同志在党内、军内负有很重要的责任，有的身体又很不好，人为地把她们和丈夫分开，是很不妥的。
其实，在李德、博古提出这一建议时就遭到了他们自己夫人的反对。博古的夫人刘群先、李德的中国妻子肖月华都十分不满，而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当时正大吐血，被确诊为肺结核，如果留在苏区，周恩来的心里就更放心不下了。
其实博古、李德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如果长征带女同志的话，这可是一个庞大的队伍，因为不少指战员都在中央苏区结了婚。
当周恩来提出带女同志时，博古没有作任何思考，就接着说：“可以，请有关单位先拟个名单，交由中央批准。原则就是：要少而精。”
最后经过反复讨论，决定只带三十人，她们中有：博古的夫人刘群先、李德的中国妻子肖月华、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李富春的夫人蔡畅、李维汉的妻子金维映、邓发的夫人陈惠英以及李坚贞、刘英等。
面对国军的“铁钳”越夹越紧，根据截获的国军南昌行营跟各路国军高级将领的电报，红军高层已经知道国军将于十月十四日对瑞金发起总攻。形势已经万分危急！
鉴于严峻形势，十月三日，中共党和政府向苏区民众发出了最紧急的呼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联名发出《为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书。文中说道：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苏维埃中央政府在今天——粉碎五次‘围剿’残酷的决战关头，最战斗的号召你们起来，最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以武装自卫，以扰乱和牵制敌人，以帮助和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使他容易取得最后的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胜利！。现在敌人已经侵入我们基本苏区，石城、兴国、汀洲，都在敌人直接的威胁之下。粉碎五次‘围剿’的战斗，已经到了最紧急与最紧张的关头。”
文中最后疾呼：“同志们！事情十分紧迫了！为保卫我们的土地，自由，和苏维埃，为保卫自己，不论男女老少，都应执戈肩枪，奋勇杀敌！”
这份《告苏区民众书》，实际上是苏区党和政府向留守的苏区军民明确告示：党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将要转移，要求他们扛起刀枪开展游击战争。
要知道红军什么时候开始突围，请看下面的情节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