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中正在对中央红军的第四次围剿中损失了嫡系三个师，尤其是第十一师，他是非常痛心的。然而让他焦头烂额的事却接踵而来，已经鲸吞了东三省的日本鬼子，又开始准备蚕食华北。先打山海关，再战热河，长城各口战火重燃。为了求得暂时的稳定，蒋中正授意何应钦与日军进行和谈，结果出笼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说起来，蒋中正也有他的难处。其实蒋中正也不是不想抗日，面对大片国土的沦丧，他也是痛心疾首的。但是内有共党的腹心之患，他根本无力抗战。于是，大力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尽管很不得民心，可是为了保障统治权，也只有这么做了。对日忍辱负重，争取时间，以求得剿平共党的武装割据。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蒋中正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兼任剿匪军总司令。
一九三三年五月，蒋中正在梧州崇仁召开军事会议。会上，罗卓英再次提出多做工事，“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观点。对此，蒋中正嘉许说：“这是战胜红军的要诀”，要到会者身体力行。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专门谈及剿共的战略战术要点：“多筑据点，勤修碉卡，纵深配置，以求稳固，吸引共军来攻。当碉堡线稳固，共军疲于攻击之后，又轻装急进，便装远探，秘密敏捷地向前推进。”
关于碉堡战术，早在国军进攻井冈山时期，以朱培德为首的国党江西地方势力，因军事上多次“进剿”不利，就在赣西、赣南等地开始施行。他们修碉筑堡，对根据地进行封锁。
一九二九年秋，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接替朱培德，调任江西省主席，苦于兵力不足，只得在南昌召开全省“清剿”会议，商讨剿共方略。与会的多数人认为：国民党在赣兵力有限，红军力量正在普遍发展，因而主张以防御为主，相机逐步“进剿”。曾多次参加井冈山“进剿”的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提出建碉守卡的办法，主张通过建碉守卡，巩固“进剿”部队的阵地，并进而逐步压缩苏区，最后消灭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金汉鼎的建议得到高度重视。大家认为，建碉守卡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问题是，在部队调动频繁的情况下，在时间、人力、物力等方面问题颇多，困难很大，因此多不愿贸然实施，会议也未就此做出明确规定。
鲁涤平将会议情况向蒋中正作了汇报，没有引起蒋中正的重视。在蒋中正看来，“江西之匪羽翼未成，算是地方事件，问题不大”。蒋中正顾虑更多的是杂牌军凭借碉堡战术，出工不出力，保存甚至壮大实力，故对以防守为主的碉堡战术嗤之以鼻。
鲁涤平生怕赔光老本，在江西仍实施了建碉守卡的办法，但仅限于战术层面。在红军活动区域的县城，均选择制高点和交通要道修筑碉堡，甚至环南昌城都修筑了碉堡。第十八师第五十二旅旅长戴岳在贵溪、余江、弋阳等地进行了更大的尝试，在苏区的外围交通要冲地势较高处修建碉堡，堡内储备好粮食、柴、水等生活必需品，并搭建厂棚，收容逃亡地主，对赣东北红军的发展起到极大的限制作用。
第一次“围剿”失利后，军政部长何应钦取代鲁涤平，主持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何应钦甫一上任，湘军将领戴岳便不失时机再提碉堡战术，并写成《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意见书，呈送何应钦。该意见书共分五部分二十八条。
书中认为，红军非历史上的流寇和一般封建军阀部队，是同广大工农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民武装力量，敦促国民党军在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重点强调碉堡战术是为解决国民党“进剿”兵力有限与红军活动范围日益扩大的矛盾，使国民党“进剿”部队的有限兵力得以灵活运用，将过去需重兵死守的据点变成便于机动“进剿”的活点，以静制动，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以达到逐步缩小苏区，最终消灭苏区的目的。
该意见书得到何应钦的高度重视。何应钦下令将其印成小册子，分发在赣各级官佐，并确定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除控制苏区外围各县城要点外，在野外也修筑坚固阵地，从江西赣江向东延伸至福建建宁，构成一条800里长但没有完全连接的弧型阵线。
国军虽然有了新战术，可是在红军机动灵活的运动战面前仍然连遭失败。红军首战攻击龟缩在吉安富田坚固的堡垒里的国民党第五路军第二十八师公秉藩部和第四十七师上官云相部。两师深感红军势大，怕步张辉瓒后尘，观望不前，不敢贸然“进剿”。
红一、红三军团在紧邻富田的东固深山密林中隐蔽待机近一个月。结果国军沉不住气，一九三一年五月，何应钦为向南京国民会议献礼，严令第五路军“不顾一切，奋勇前进。为期攻下东固，树各路之先声”，限令五月十五日前占领东固。在军令督促下，公秉藩和上官云相两部脱离坚固阵地，向东固进发，钻进了红军布下的口袋阵，结果被红军消灭大部。
随后，红军就势向东横扫七百里，再战白沙、中村、广昌、建宁，五战五捷，打破以堡垒战术为主的第二次“围剿”。
对第一、第二次“围剿”的失利，蒋中正认为主因是以杂牌军为“进剿”主力，于是代之以中央军嫡系部队为“进剿”主力，进行第三和第四次“围剿”。由于采取的策略仍是“分进合击，长驱直入”，弱点多多，因此这两次“围剿”均遭失败。
在第四次“围剿”中，以陈诚的嫡系组成的第一纵队第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九三个师几乎被全歼，这促使一些黄埔出身的嫡系将领对“剿共”策略的反思和总结。
在宜黄县黄陂蛟湖战斗中，第五十二师参谋长柳际明面对红军潮水般的攻击，在整个部队陷入各自为战的状况下，指挥该师辎重营，依托村庄构筑工事，奇迹般地得以逃脱。柳际明本为黄埔军校工兵科教官，善筑工事，由此提出实施碉堡战略的建议。
第十八军副军长罗卓英也意识到工事的重要性，提出“多流汗，少流血”的口号。陈诚总结各将领的建议，将碉堡战略的好处归纳为五点：一、主动在我，攻守可以自由；二、后方可以确保，民众可安然来归；三、共军难以向共区之外获得物资；四、我可省却防御兵力；五、共军之狼奔豕突之惯技无法得逞。在此基础上，陈诚进而提出“碉成民安”口号。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红一方面军在宜黄东陂草台岗歼敌第十一师大部和第九师一部，红军主力七万余人顾不上打扫战场，迅速向北进发，以林彪为总指挥，展开攻取乐安县城的战斗。乐安守军为敌第四十三师的孔令恂旅共五千余人。第四十三师是杂牌军，被作为后方守备部队，此时刚划归陈诚纵队指挥。国军虽然在附近的崇仁地区集结了七个师的兵力，但慑于红军的打援战术，不敢迅速赶来救援。
蒋中正本以为乐安县城能被红军轻易攻破，但结局大出国共双方意料，孔令恂防守得特别顽强，红军采用强攻、夜袭、坑道作业等战术，围攻数昼夜，牺牲数千人，竟然未攻下乐安。究其原因，是孔令恂部在守备乐安时，在县城和城墙四周修筑了大量堡垒。随后，红军转攻宜黄县城。宜黄守军是柏天民的独立三十二旅五千余人。柏天民接受团长王耀武建议，依托县城坚固工事固守并取得成功。
红军两次攻城受挫，对国军而言，虽属战术层级的小胜利，却意义深远。处于弱势的守军依仗碉堡能扛住几乎全部中央红军大规模的攻击，使得蒋中正对碉堡战术认识发生了转变。于是在崇仁召开军事会议上，蒋中正最后肯定了碉堡战术，并且号召全军大力推行碉堡战术。
蒋中正聘请德国将军冯·塞克特为军事顾问，帮助制订新军事计划。塞克特苦心研究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得出国民党军队应尽量避免与红军野战，用碉堡战术进攻红军的结论。塞克特认为：中央苏区方圆不过五百里，只要坚持修碉堡筑路，逐步推进，即使一天只向前推进一两里，不到一年也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因此，他建议蒋介石改变战法，把“长驱直入”又改为“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了。
要知道蒋中正下一步怎么走，请看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