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是在东汉时期逐渐形成的一种社会阶层。
自东汉以来的史籍中，我们能够见到诸如大姓、著姓、冠族、甲族等名号。
“名士”则是这个阶层的代表。
他们注重修养文化，依靠道德和技艺来提升自己的声望。
这些名士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政治地位，他们通过东汉时期的乡里评议制度和后来的经学选人制度，逐渐掌握了选举权力，最终把持朝政。
东汉安帝时期开始任用宦官后，宦官干涉选举过程，抑制了士族的发展。
到了东汉末年，外戚何进与士族袁绍、名士何颙、荀攸等人密谋诛杀宦官。
不料，宦官张让率先杀害了大将军何进，随后董卓入京，引发了各军阀之间的混战，最终形成了三国割据的局面，各个政权都聚集了大批的名士。
“名豪大侠、富室强族”纷纷聚集在魏、蜀、吴三个政权之下。
曹操的政权尤其吸引了众多名士，他们在平定北方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荀彧阻止曹操在官渡退兵、荀攸策划擒获吕布、郭嘉主持对乌桓的征伐、钟繇安抚凉州、国渊领导屯田等。
在这些名士的帮助下，曹操统一了北方。
但是在赤壁之战后，曹操对名士集团进行了清洗和杀戮，使名士集团遭受重创。
曹丕登基后，立即接受名士、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了“九品中正制度”。
其主要目的是：“调和曹魏政权下士族和庶族两大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兼顾双方的利益，从而使士族重新为政权服务。”
这一制度规定了人才选拔的标准为德行、才能和家世三个方面。
但由于东汉以来士族势力的强大政治经济基础，选举权一开始就掌握在士族手中，因此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出现了只重视家世、而不重视才能的情况。
特别是在司马氏领导下的士族集团掌握朝政之后，“九品中正制度”成为士族操纵政权的工具，导致世家子弟登上高位，而有才能却沦为底层官吏。
西晋政权建立后，士族的发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士族转变为世袭士族，即是变成了世族。
这一演变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九品中正制度的变化；其次，西晋建立初期和建立后，引入了两项制度，其中之一就是“五等爵位制度”。”
司马昭成为晋王时，命令裴秀制定了五等爵位制度，受封者主要是士族，其中最大的家族有贾、裴、王三家。
另外一项制度，于280年制定了“官吏占田荫客制度”。
该制度规定：官吏占田的数量与其品位成正比。
具体规定如下：一品官可占田50顷，随后每品位递减5顷，直至九品官可占10顷。
该制度还规定了官吏可以按照品级庇荫亲属和客户，庇荫的数额也按照九个品次进行规定。
不仅如此，宗室、国宾、先贤的后代以及士人子孙也享有类似的庇荫权益。
这两项制度实际上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世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世袭权。
这也成为九品选人的主要依据。
与汉代的士族情况不同，西晋通过法律明文规定了世族的特权和世袭权。
虽然汉代也存在世代做官的情况，但这是由于选举制度中的漏洞和弊端的造成，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
西晋时期的世族主要有：平原华氏、东海王氏、河东裴氏、河东卫氏、扶风苏氏、京兆杜氏、北地傅氏、清河崔氏、太原王氏、琅邪王氏，范阳卢氏。
从其来源来看，大多数世族起源于曹魏时期的显贵家族。
西晋时期，世族的主要特征是在政治上享有世代做官的特权。
在意识形态方面，世族往往崇尚玄学，许多大世族的显贵同时也是玄学的代表人物。
世族在社会生活中崇尚豪放和逍遥的风气，这种风气在西晋后期变得更加严重。
与此同时，世族为了维持其社会地位，常常在婚姻上设立壁垒，士庶不得与世族之外的人通婚，世族内部只能选择阶层内的人作为配偶。
在经济方面，世族普遍拥有自己的庄园，比如西晋的石崇在河南金谷涧拥有一座别墅，周围有清泉、茂林、观阁、鱼鸟、果木和药草，应有尽有。
世族地主庄园的主要劳动力是部曲和佃客，他们的身份低于自耕农民，不得随意离开自己的土地。
西晋灭亡后，世族在东晋建立了世族门阀统治，实际上就是几个大世族集团轮流控制朝政。
东晋末期，山东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五个世族门阀集团依次专政。
世族门阀的存在基础是大田庄，他们依靠占有土地来发展，在思想上主要崇尚玄学。
门阀统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在东晋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统治形式。
南北朝时期，虽然门阀统治形式不存在了，但世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政治、经济上仍然具有很大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