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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法兰的确为亚伦心中预感的那个谜题给出了更为深入的指引，而亚伦则需要根据这些指引自行解开那个他尚未明瞭但确实存在的谜题，这是他在真正接过差异党的使命前，必须跨越的最后一道考验。
“和所有物种一样，人类也是基因的产物，因此，只要依然作为一种生命体的物种，基因对我们的影响就是挥之不去的。为了达到对物种运作的有效控制，基因为所有生物赋予了底层欲望，这其实是一套严格的管理机制，底层欲望根植于生命体最基础的系统架构中，迫使所有生物对其作出回应，由此催生出所有物种各种具有本能性质的行为模式。每一个物种的系统运作进程在这些本能行为模式的大量占据下达至有序与稳定。
这些本质作用是用以实现对系统的全面控制的底层欲望可以分为基本和抽象两大类。所有的生命个体都必定会对所有的底层欲望作出回应，人类当然也不例外，分别只是当对于人类行为模式的影响被文明的发展进程掺和进来以后，不同的人对于这些来自基因的底层欲望的回应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但没有人能无视这些欲望。
但对于那些基本类别的底层欲望来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却的确对它们产生了近乎颠覆的效果。原本，基本类别的底层欲望是与客观环境相关联的，即是说，一个物种之所以会产生这么一种底层欲望，是因为在它们所生活的客观环境中有一种固有状况需要它们进行应对。例如繁衍就是一种生活在任何环境中的物种都需要应对的状况，所以所有物种都有一种想要交配的基本欲望，而由于在原始的大自然环境中，在一个物种天然所处的环境范围内，那些限制交配行为发生的纯环境因素是很少的，只要找到合适的对象，又没有其他竞争对手的打扰，那么一个真实的交配行为就能就近发生。长此以往，交配欲望就与具体的交配行为相绑定，前者是以后者作为唯一定义的，这是一种简单、明确、具象的欲望。
但当人类开启文明进程以后，文明体自身的繁衍属性迅速凌驾了基因对于人类发展方向的影响，推动着人类以意识突进为自己带来的越发复杂、广阔的行为能力亲手为自身所身处的客观环境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随着这个进程的推进，原本与基因为人类所预设的基本底层欲望相匹配的环境因素相继地一一消失或改变了，而那个具有颠覆性质的结果正是由此而生。作为一道指令，原本那些明确、具象的基本欲望在人类文明的背景下再也无法催生出一个目标明确的特定行为了，但这种欲望却依然存在于每个人的生理系统之中，它依然会对人们的行为模式产生影响，于是在一个无法找到原本预设好的直观对象来与之发生交互的现实环境中，人类的基本欲望就演变成了一种抽象追求。
我们不妨再次以交配欲望作为例子，在人类文明的语境中，这种欲望被‘性欲’这个词所指代，其实已经道出了当中的转变。原本，交配的欲望所对应的是与异性进行交配这个简单、明确的行为，但如今，可以顺利催生出这个行为的环境因素改变了，这种改变包括了交配对象的匹配模式改变了，又或者说是变得复杂，甚至是极度复杂了，也包括原本可供随时随地就近进行交配的环境被文化因素占据了，使得当交配欲望发出指令时交配行为再也无法自然地发生。于是，这道指令便根据不同的环境因素催生出了各种形式不同的变体行为，例如在大街上跟踪甚至骚扰异性、看色情作品、在隐蔽场所对异性物件进行思想意淫又或者是手淫等等，这些行为统统都是由交配这个来自基因的底层欲望所催生，却无一是与这个欲望原有的预设相匹配的，这些行为全都在回应着原始的指令，但回应的却都不是这个指令原本的目标。渐渐地，当这个指令再也无法输出一个特定的简单目标，它的性质便扭曲成了一种对纯粹存在于精神层面的抽象满足的追求。因此，这个欲望就被迫由原本针对交配这个具体行为而言的，变成了针对‘性’这个性质飘忽的概念而言的。
人类文明的发展几乎改变了人类作为一种生物物种原本习以为常的各种环境因素，所以我们几乎所有的基本类别的底层欲望在文明体系中都演变成了抽象追求，因为原本与各种基本欲望相对应的具体行为在文明社会中都不能以原有的面貌轻易发生了。由于这些追求抽象化了，所以它对于行为结果的影响是具有开放性的，正如，同是为了满足性欲，不同的人，甚至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环境中会催生出不同的行为，没有人能为好色之徒设定一幅固定的行动图景。
可见，虽然人们依然会源源不绝地对基因为我们自身预设的基本欲望作出回应，但人们却不再像过去那般是被基因绝对控制的奴隶了，在对这些来自生命体基因的原始指令的回应中反而满是文明体演化的痕迹，而基因则退居成一个如国有企业的老领导一般的角色，它其实已失去了实质的领导力，只是我们又无法彻底摆脱它以致不得不和它打交道而已。所以基因对于人类的演化来说反而成为了一种环境因素，又或者说背景因素，就如那些老领导一般。
当然，你可以说我们现在成为了模因的奴隶，因为文化因素成为了人类演化事业的新领导，它对于我们的作用就相当于愚昧年代基因对我们祖先的作用一样。又当然，模因的繁衍机制与基因是不同的，它所能储存的信息的数量和维度都远高于基因，所以它影响人类演化的方式也是和基因不同的，这点会导致人类的演化方向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又或者说是不确定性，当中甚至还包括了在未来把主宰权拱手归还给基因的可能性。但怎样也好，总之对于如今的状况来说一切再也不同了，由基因权倾天下的年代已经远去了。
但基因依然保留着自己的杀着。
基因为物种预设的行为模式始终是与这个物种的发展相匹配的，当一个物种尚处简单形态，基因只需要为它预设一些简单的条件反射就能达至对这个物种内的每个个体的操控，但随着这个物种的形态演变得越发复杂，基因所编写的预设也会变得越发复杂。当一个物种发展至人类这种复杂程度以后，根据意识配比原理，基因必须允许这个物种的一部分行为模式被意识介入，而由于意识对于生命体主系统来说是具有自由运作权限的，这时，基因仅仅凭借简单的、只与具体环境因素相对应的基本底层欲望已经无法确保对这个物种行为的掌控权了，于是，除了那些会催生出具象行为的简单本能外，基因还为这些物种预设了一些较为抽象的底层欲望。
这些抽象欲望并不与任何具体的环境因素相对应，而是始终从自身源头上控制着生物个体以一种既定的行为模式应对各种环境因素。例如人类的羊群效应行为模式就是其中之一，人们效仿他人行为的欲望并不与任何环境因素对应，也不会固定催生任何直观行动，它只是为人类的各种行为赋予了一个抽象的属性，那就是效仿。
而在基因所有的这些抽象本能欲望的杀着当中，有一个终极的武器，那就是维护载体的欲望。这种欲望催生出了人们在各种层面试图维护各种具有载体性质的事物的行为模式，这些发生得自然而然却毫不自知的行为就像一种宗教仪式那样，把人们的情感召回到生命体本身最原始的载体——基因那里。
相较简单类别的本能欲望，所有的抽象本能欲望都更难被人类文明的自演化动力所驾驭，而它与简单欲望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简单欲望在人类文明的环境下会催生出不同的行为，在对这些指令的回应中人类的行为模式是可以得到开放性发展的。不妨再举美食的例子，全世界的人都出于同一种本能欲望对美食展开追求，结果美食界却在全世界展现出纷繁面貌。当然，有人试图为人类的美食形态设定一幅统一景象，但这种大一统式的美食追求其实并非出于人类对于食物的简单欲望。
而抽象类别的底层欲望，尤其是维护载体的欲望对于人类文明的影响则与简单欲望完全相反，它让人类文明体系中所有不同的行为全部殊途同归，回到对基因的服从上。而由于文明的演化路径是与基因分离的，所以一切具有服从基因性质的行为最终必然会演变成为文明体系的破坏因素，假如基因凭借这招杀着控制回了人类行为的大范围局面，那文明终将土崩瓦解。
而最大的问题是，任凭文明的演进为人类的行为模式带来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终究是基因的产物，这个事实一天不变，基因对人类的影响就一天都挥之不去。
你还记得我过去一天到晚穿着的那件风衣吗？”
法兰的话锋转得如此突然，让亚伦有点始料不及，他愣了一下，然后回答道：“……记得啊。”其实他的反应迟钝完全出于一个原因，那件万年风衣的确曾在童年时期引起过亚伦的兴趣，那是有父亲陪伴的快乐时光，但自从父亲离去后，亚伦心中就涌现出了围绕着父亲无止尽的谜题，而对于风衣的好奇早就被这些谜题淹没在亚伦心中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落里了。
反而是康妮给法兰的话回应了个闪亮的表情，她对风衣的好奇还处于新鲜热辣的状态呢，只是对象并非法兰，在今天以前她还不认识法兰嘛。“奇勒也一天到晚穿着一件风衣啊。”她心想，自己早就知道奇勒此举是有特别原因的。那只好奇的猫又现形了。
法兰以一个微笑来确认与康妮的默契，“奇勒和我的风衣是一种应对维护载体的欲望的策略，这种策略一开始被少数人自然而然地发明，如今已经被普遍运用了，当然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是在被动地运用这种策略的。
维护载体的欲望会让人们不自觉地维护那些在各种层面、以各种方式承载了自己情感的事物，这种行为倾向使得几乎每个人类个体的发展都呈现出同一趋向，那就是随着和现实世界的交互越发深入，人却变得越发抗拒接触新事物或接受事物新的发展可能性，因为旧有事物或者事物的旧有形态成为了他们情感的载体。这种与文明体开放式发展倾向截然相反的行为倾向，使得每个人作为独立个体都为文明的自演化提供了阻力，虽然这种阻力是离散的，但依然站在基因的立场上对文明的演进起到抗衡作用，这种抗衡为人类的发展保留了一丝回到基因全面掌管下的可能性。
但正如某些物种能偶然突破好奇心的限制一样，有些人也能偶然地突破维护载体的欲望的绝对掌控，但无论是偶然获得了何种对于基因的权威来说离经叛道的天赋，基因的影响是依然存在的。于是，维护载体的欲望在这些少数派身上就削减成了一种能动性较为温和的行为偏好或行为惯性。这种温和的行为倾向同样会驱使一个人自然而然地作出一些被俗称为守旧的行为，但这些行为是轻便、浮动的，它并不会根植于某个事物或领域或层面上动弹不得，而最重要的是，控制这些行为的最高权限掌握在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而非基因手上。我们把维护载体的欲望在这少数人身上的变体称为坚守因子，它虽然无法剔除，却可以任意摆布。
典型的例子是一些从事理论研究的顶尖科学家和天才般的文学创作者，他们往往有一种颇为明显的共同特点，就是喜欢长年累月地以一成不变的风格进行穿着或者在生活上维持一些十年如一日的小习惯，他们的这些做法其实是在安置自己身上无法剔除的坚守因子。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需要在思维上保持最开放的态度来完成那些自己最为重视的本职工作，所以他们就在自己的人生进程中寻找一个远离思维层面的领域来安置坚守因子，让坚守因子任意盘踞这些领域，继而扎根于此。在坚守因子的侵蚀下这些领域会渐渐呈现固化状态，而他们思维领域则因此被解放出无限开放性。
这种做法在信息时代已经不自觉地被从事各种行业的人所运用。由于当今社会几乎所有行业都需要以创新作为发展动力，所以不管从事哪个行业，只要工作内容是涉及到保持开放性的，那人们就会把坚守因子安置在远离工作内容所涉及到的领域中。上述所说的科学家和作家需要在思维和想象力上保持开放性，所以他们就把坚守因子安置在不需要思考介入的生理需求领域。而很多模特儿需要频繁地变换自身形象，这是在感官领域需要保持开放性，所以他们往往会选择在远离感官系统的思维领域安置坚守因子。于是你就会看到，大多数需要以形象上的开放性作为职业技能的人往往有一个共同特质，就是社会认知能力和价值观是较为固化的。当然，不同年代或不同环境中的文化因素会使得固化的对象有所不同，有的文化背景下这种固化思维被锁定在保守的价值观念上，有的则被锁定在前卫激进的价值观念上，但不管保守还是前卫，这种思维都会被定义为是固化的，因为它不具有随着事实理据的变动而发生改变的可能性，因为它被坚守因子锁死了。或者以严格定义来说，这些人并没有可供他们随意摆布的坚守因子，他们是出于生存需求被动地强迫维护载体的欲望盘踞于那些远离他们职业技能的领域。
其实绝大多数人都在生活中的各种领域最大限度地回应着维护载体的欲望，小至维护那些实用价值日渐式微的事物，他们美其名为念旧或回归传统，大至维护各种范围的人际圈子，包括家族、社区，也包括国家、民族。因此，严格来说绝大多数人作为个体依然是基因的奴隶，只是基因这个奴隶主所经营的产业格局变了，它的奴隶们的工作环境也变了，甚至变得极为舒适了，但他们受基因奴役的角色并没有改变，因为所从事的事务是否舒适和是否自愿是两回事，没有了艰辛环境不等于就没有了剥削。同作为基因的奴隶，坐在空调房里的现代人和他们汗流浃背的祖先并无两样。
如此真相与人类文明如今的繁盛现状对比之下显得难以置信，但其实细想之下也没什么出奇的，历史早已告诉了我们文明的进展是被少数人推动的。但在基因的奴隶队伍里有一些人却是终极天将，人类文明的发展几经颠簸，正是基因凭借对这些终极天将的操控所制造的效果。如无意外，在基因依然与我们同在的日子里，这些人依然会站在基因的立场向人类的文明进程发起颠覆性的挑战。
这些人就是独裁者。
普通人虽然会回应维护载体的欲望，但毕竟这道指令只会触及那些对于他们的情感来说具有载体性质的事物，由简单类别的本能欲望所催生的行为依然是具有开放性的，一个观念固化的人用作寻欢作乐的方式依然可以多姿多彩。而独裁者正正是那些为纷繁世界强行设定统一景象的人，在这些人的系统运作中，维护载体的欲望溢出至他们能感知到的一切领域，他们凭借自身的强烈愿望为万物的运作构建出既定方式，然后把自己的情感寄居在这幅景象当中。不必在与现实世界的交互中等待事物呈现出之于自身情感的载体性质，独裁者们早在自己的幻想中把整个世界据为己有，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这个承载着他们一切情感甚至是整个灵魂的载体。
所以，当人类的认知进程顺利地固定在模因的遗传信息中以后，独裁者就取代了过去的自然之神，成为人类推进认知的最大障碍。如果差异党能顺利延续的话，它的职责就是对抗基因利用对独裁者的奴役对人类文明作出的反击。”
法兰以一种高点回落的语气结束这段至关重要的讲解，他在提及差异党时故意用了第三人称，仿佛是在强调，这些都已经与他所代表的旧有派系无关了。
（第四十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