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行是因为北方形势巨变，又新得了甘肃这块地盘，便一咬牙将军队扩充了近一倍。此举可谓钢牙咬碎！因为38万大军，李志行这位“有钱人”养得也实在辛苦。
可不扩军不行呀！因为周围都在扩军。
“革命了”的冯玉祥，一下将军队扩充到了3师又9旅约10万人，其中还有孙连仲一个炮兵旅，张之江、王镇淮两个骑兵旅。并搞了6架飞机，在北京设立航空司令部，任王乃模为司令。这下老冯也有空军了！
一起革命的胡景翼，开往河南时军队就有1师和两混成旅约4万多人。结果刚进河南，山东曹州的吕秀文为争夺曹州镇守使一职，就宣布投靠胡景翼，胡就多了1旅外围人马。
而后段祺瑞命令热河的米振标收拢毅军，想让奉军接收。米振标马上表示反对，声言要么中央接收，要么就带毅军去河南投靠胡景翼。
话说北京政变时，米振标与胡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而且毅军其实与河南很有渊源，原河南督军赵倜就是毅军出身的，毅军在河南生根的也不少。
胡景翼立刻协调，于是1万多毅军进入河南编入国军二军，这样胡景翼的军队就又多了一万多人！段祺瑞还送了个顺水人情，任命米振标为河南军务帮办。
不过河南乃逐鹿之地，加上胡还想进一步革命，于是又开始了扩军。其中自然也包括李志行的大舅哥刘东山，不过他有李志行这个小舅子支持，扩军质量明显高了不少。
国民三军的孙岳，队伍也由之前的1个旅共3千人膨胀到了现在的近4万人！之前段任命他为河南省长他都不愿到任，现在以近4万兵力的大军驻在保定、大名一线，常与他的“一担挑”邓宝珊联络，雄心勃勃欲与奉系的李景林争夺河北督军。
至于李景林，此次战功赫赫，一马当先冲进河北，迅速将队伍扩充到1师又8旅共七八万人！占据要地，然后授意河北省议会推举他当河北督军，他又假意不受，开始了争夺河北督军的表演。
话说人家“李剑仙”本就是河北人，此次入关早有打算。
和李景林情形相仿的还有大英雄张宗昌。他这次为张作霖猛打猛冲，在热河作战时就发挥江湖作风，拼命收编。及至张学良、郭松龄、姜登选这些人与直系精锐死磕的时候，他一马冲进关内。这时他的兵力已由1个旅变成了5个旅！
直军一败，张宗昌马上就热情拥抱“山东老乡”（吴佩孚的军队山东人很多），一下变得与李景林实力不相上下！军队分布在山东、江苏，甚至已经到达了上海。
张大英雄现在手里净是好牌，正在雄心勃勃地向“效帅”迈进（张宗昌字效坤）。
作为奉军的王牌，张学良和郭松龄自然也不甘落后，收编了约5万直军，其二、六旅扩编为第四、六师，张学良与郭松龄分别任师长。
奉军其他各部也抓住机会扩兵，直接达到20个师又11个旅的庞大兵力！保守估计，部队已超过40万人。这还不包括其拥有的国内最强大的空军和海军。
就连阎老西也开始了扩军，将以前名义上是“旅”，但其实只有一个团兵力的各旅迅速充实起来……
北方的“新军阀”们正在蓬勃生长，段祺瑞试图在各个不断高长的山头中纵横捭阖，协调平衡，执掌大局。
老段任命掌握北京的冯玉祥为“中央宣抚使”，将京畿、察哈尔的地盘划给了冯。
之所以用了这么奇怪一个封号，是因为冯玉祥一再辞职，其实是想要京畿、察哈尔、热河这三块地盘。京畿和察哈尔自然不在话下，因为已经实际掌握在冯手中，但热河却有问题。
因为热河其实在张作霖手里，张为了酬劳阚朝玺此次的功劳和苦劳，将热河给了阚朝玺。
但冯玉祥觉得，张作霖本就有东北三省，现在沿津浦路南下，山东、江苏、浙江尽是膏腴之地，不应该再占着热河。
不过老张可不这么想！他觉得：地盘都是凭实力占来的，你冯玉祥能和我比吗？还搞个“中央宣抚使”！好大的口气！
这个问题老段其实也没法协调。但为了让张作霖在官职上平衡，又任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因前一段冯玉祥闹辞职，张作霖也赶快高作姿态，自行通电解除了东三省巡阅使的职务，这回老段用“东北边防督办”这个职位又给加了回去。
暂时将这两只猛虎维持住再说。
然后就是筹备安抚天下的善后会议，会议议题分为四项：（一）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法，（二）军制改革，（三）整理财政，（四）临时执政交议事项。
参加会议人员分为四类：（一）大有勋劳于国家者二人（指孙中山和黎元洪）；（二）讨伐贿选及制止内乱之军事领袖；（三）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四）有特殊学识、资望、经验者，由临时执政聘请或委派之，其人数不得超过30人。
已得大位的段祺瑞，“大度”地邀请正被病魔缠身的孙中山为善后会议“多提意见”。
可怜中山先生此时身体已极度虚弱，但仍于1925年1月27日向段提出：善后会议应当吸收人民团体代表参加，善后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仍须提交国民会议作出最后决定。
中山先生的意思，是不要搞军阀政治，应该由国民会议来确定国家大事，即“国民政治”。至于什么是“国民政治”，在当时大体可以理解为“精英政治”。
段则虚与委蛇不答应。他才不想让什么“国民”来七嘴八舌、指手画脚！
2月1日为善后会议开幕之期，李志行倒是支持老段工作，其手下的陕、甘、蒙、绥代表早已到齐，但参会代表仍未达法定人数。只好又等各省所派代表前来，迟至13日才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但这个会议并不好开。
首先，国民党因为孙中山的意见不被采纳，议决该党党员一律不参加这个会议，孙中山自然不会参加。
而另一名“大有勋劳于国家者”的黎元洪，已声明不参加会议。也许是“洪哥”已经看淡了江湖，反正就是不想来！
其次，直系的各省军阀（指长江流域和东南那几个直系省份）并不在参会之列。
然后，西南“联治派（联省自治）”派员参加善后会议的目的，并不是促成南北统一，而是想实现“西南联治”，想在会议上取得他们在战场上所不能取得的东西。
这个联治派，一部分本属于“北伐军”，例如滇川黔联军的唐继尧、熊克武、刘显世等；也有一部分属于“真正的北伐军”的敌人，例如广东的陈炯明；还有一些“投机分子”，例如湖南的赵恒惕。
段原拟推王士珍为善后会议议长，以便拉拢直系。但这位“北洋之龙”坚决不干，便改推赵尔巽为议长。赵尔巽乃满清最后一任东三省总督，可以说是张作霖的伯乐，用赵当议长，自然是为了照顾张作霖。
但赵尔巽此时已年过八十，是一个耳聋目瞆的老人，起居尚需人扶持。于是，在摇摇晃晃的赵尔巽的主持下，这个摇摇晃晃的善后会议便开了起来……
北方这些新老政客粉墨登场，我们再说丢了江山的吴大帅。
话说因为小弟萧耀南及湖北民众不想让吴去武汉，吴大帅在湖北广水待了足足半个月之久。
在这期间，湖北各团体发起“拒吴保鄂”运动，要求萧耀南派兵驱吴出境。但萧毕竟是吴的老部下，不便武力驱逐，他便号召湖北将领集资，真被作为吴下台后的生活费，请吴离开湖北。
吴置之不理。
萧又害怕胡景翼借口追吴侵入鄂境，因此一面禁止吴的部下在湖北境内进行军事活动，一面通电表示“如有野心家侵及鄂境，誓当率我师旅，与之周旋”。
就在这时，吴也遇到了两个“雪中送炭”的朋友：一个是迎接他到四川的杨森，一个是迎接他到湖南的赵恒惕。
1925年1月3日，吴又不待萧的同意，由广水乘车南下（之前被萧拆除的铁路已经修复），准备转车前往湖南。
火车开到汉口大智门车站时，他看见车站上悬有“拒吴保境”的大字标语，也不见萧耀南前来迎接。他派人拿名片过江请萧前来一谈，萧托故不到。
吴在车上气忿地说“好，我就留在车上，看珩珊（萧耀南）拿我怎样处置！”
当天萧又接到北京的指示：吴既到达汉口，所携卫队必须缴械；可以护送他到北京，政府另有借重；也可以让他到任何一处，但是决不可以让他到湖南。
萧派第25师师长陈嘉谟代为接洽，不便明言缴械，只说把卫队交给他收容改编。吴又坚持卫队不能交出，本人一定要到湖南去。谈来谈去，两个问题都无法解决。
最后萧取得段的同意，于1月5日派决川舰送吴往黄州居住，卫队也未缴械。
10日，段政府任命萧为湖北军务督办兼省长，以酬其功。
吴并未气馁，在黄州以船为家，曾作赤壁之游，倒也逍遥自在。
黄州距武汉仅有120里，自吴到来后，这座荒城突然冠盖云集，各省代表往来不绝。
李志行也派了方唐镜带了自己的亲笔信，以及5万元支票前去，主要是解释自己处境的难处和解释前番的误会。
吴接见了方唐镜，接过信件拆开来看，然后默不作声。
方唐镜便说“大帅！因前番刘东山的事情，李主席对大帅误会他，急得直落泪！捶胸顿足地连声说“这番作为，让吴大帅怎么看我？让我如何自处！””
吴佩孚闻言沉默了片刻，说道“正之还是学生的时候，我便欣赏他，如今也果然不凡！你回去告诉正之：吴某时运不济，但并不曾怨他。他能守土安民，便很好，便不欠我什么。”
方唐镜一听急忙说“多谢大帅体谅！李司令想请大帅去西安安住。”
吴佩孚闻言望了望窗外的远山，一脸寂寥，但仍摇摇头拒绝了。
其实，方唐镜句句不离“李主席”一词，已让吴有些刺耳。但正如吴所说的，李志行并不欠他什么。而且，如今来看，李志行自成一家也势在必然，他阻挡不了的。他并不怨李志行，但他也不愿意去西安，吴大帅行事有自己的原则。
不过作为原谅李志行的象征，他收了支票。
2月25日，段命新任安徽督军王揖唐到黄州，劝吴进京或者另往别处。吴对着这位曾经被他骂得体无完肤的安福系首领，谈古说今，娓娓不倦，却始终不肯表示自己的态度。
因为吴觉得，他还并没有到穷途末路。至少长江沿岸的几个省在名义上还是直系，北方也还有李志行这样的实力派同情自己，事情尚有可为。
段祺瑞其实也顾忌这些，所以又命海军第二舰队司令许建廷派舰前往黄州，打算虏获决川、濬蜀两舰，用“霸王请客”的办法把吴强解来京。
海军司令杜锡珪得到消息，急忙通知吴佩孚。吴于3月2日夜晚，乘风雨交作之际，鼓轮偷过武汉，逃往湖南岳州（岳阳）……。
……
却说孙中山于1924年12月14日抵达天津。当天下午，孙赴曹园见张作霖进行简单交谈之后，郁闷无以复加，当晚发病。
开始，其身边人以为中山先生是因为旅途劳顿。其秘书邵元冲记载：“先生亦以晕舟及胃疾不能行”。其子孙科后来的追忆“先父到达天津，因气候严寒，加以旅途劳顿，渐感不支，发冷发热，肝亦觉痛。”
第二天，请了德国医生史密德去看，认为是感冒，劝静养。又请了日本医生去看，说是胆囊炎，也劝静养。用了德国医生的药，然后似乎略有好转。史密德叮嘱“现服德国瓦雪矿泉，使肠胃通达”，意思是“多喝矿泉水”。
之后病情又反复。
中山先生已经病倒，又加之郁闷，所以并未立刻前往北京商议善后会议事宜。
外界便不断猜测孙中山延迟进京的原因，各家报纸都有讨论。于是，孙12月31日前往北京，顺便治疗疾病。
进京后请了中西医共7人来看，其中有数位协和医院的大夫。这7名医生讨论后，认为是肝有问题。在进行多种疗法后，病情有过稳定和好转。
但好景不长。1月21后，孙中山病情急转直下，“体温忽高低失常度，脉搏亦有异”。23日，“眼球发见黄色，知肝脏之浓（脓），渐将侵及他部，非施手术不可”，遂由中、美、德各国医士共同商议割治（外科手术）的方法。
1月26日下午3时，孙中山入协和医院。5时施行手术，院长刘瑞恒等协助，克礼、福尔特等医士在场照料，此外汪精卫、陈友仁、孔祥熙等亦入手术室远观。宋庆龄等于邻室等候。
结果打开以后，确诊为肝癌，并已扩散，表示已经没有办法。
孙中山的病情受多国关注。除日本人参与治疗并时时向国内汇报外，苏联医生福尔特也全程参与了检视，另外还有德国等国家的医生。但西医的共同结论是：已经没有办法了。
西医技穷，大家就想试试中医。
开始想请萧龙友，但据说萧对“节气”颇为讲究，说“欲请其医治，需过立春再议”。众人遂后议改请陆仲安等人，但数位医生中，唯有陆肯开药。服用中药后，仍不见好转。
如此，各方都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中国国民党的领路人孙中山先生，将不久于人世！
国民党将权力中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政治委员会移设北京。28日之后，各路国民党要人紧急赴京。
2月1日下午，国民党要人在北京饭店开紧急会议，商讨相关后事事宜。2月2日，孙中山任命汪精卫、于右任、李大钊、李石曾、吴稚晖、邵元冲、陈友仁为中执委委员。
但孙中山并未确立其身后的国民党领袖，因为此时的国民党内，没有一人有如中山先生一样的威望，皆不足以领袖全党。如此，后续的国民党只好采用“委员会制”。
此时北伐仍在继续，并且在展开对陈炯明等的东征，广州大本营仍由胡汉民代行大元帅之职，胡同时还兼任着广东省省长。
孙中山临终前的第17天，即1925年2月24日，他知道自己病已不治，预立了三份遗嘱。这三份遗嘱分别是《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要求继续与苏联合作。
其中，《国事遗嘱》写到“……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3月12日，一代巨人孙中山先生溘然长逝。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三民主义的倡导者。
他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统治，将国人的思想从“为奴为婢”的奴才文化中解放出来，他主张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对中国人影响深远。
一代伟人，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