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人类的使命的确是一个坚固的事实，就如其他所有物种的使命——生存与繁衍一样，因为它们都是自然法则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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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对此展开了解释：“客观环境是地球上整个生命系统的前设条件，虽然它自身会产生缓慢的变化，但在任何一个特定时间点上它对于物种来说都是坚不可摧的，因而对于所有物种的自身演化来说，可以把它们所处的客观环境看作定量，而它们自身看作变量，这正是进化论里所说的自然选择的底层原理，我相信你们都明白这点。
换句话说，其实并没有人或神在物种演化进程的源头为它们设立了生存与繁衍这个最高原则，如神雕侠侣般不食人间烟火之流完全可以参与到这个叫生命的大家庭之中，只是这种类别只会被锁定在它们当下的时间节点，从长远的视角来看，它们只可能是生命系统中的昙花一现，在物种层面它们不可能达至稳定存活继而枝繁叶茂的状态。因此，从宏大视野来看，物种想要在大自然中留下自己的参与痕迹就必须在自身内化一个唯生存与繁衍是从的行为模式，这是以目标驱动而非原则驱动的结果，这个所谓的目标就是存在。
没有任何一条客观定律赋予了任何一个物种存在的使命，但任何层面的意义都是建立在存在之上的，一个物种要想具有不管是何种层面的意义，它首先需要存在，而我们对任何一个物种的讨论都是建立在这个物种的存在之上的。而存在这个至高无上、坚不可摧的目标自然而然地为整个生命系统内化了生存与繁衍的运作原则，因此在一个有意义的语境中……”法兰以一个强调性的手势帮助自己稍稍岔开了话题，“这指的其实就是人类的语境，因为只有人类才为意义这个概念赋予了意义。和人类语境的纷繁意义不同，宇宙的语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只有合理性，宇宙在满足一定合理性的前提下诞生，亦可在满足一定合理性的前提下毁灭，一切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你其实也可以说无论是人类还是所有生物，它们的使命都是人类赋予的。”
法兰在此停顿了一下，亚伦和康妮不约而同地做了一个目光下沉的动作，这样的论述过后总是会伴随一种默哀的氛围，有人说每个人都是孤独的，这种孤独的源头可能正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毫无意义的。
“怎样也好，”法兰笑笑，回归刚才的话题，“在一个有意义的语境中，生存与繁衍就可定义为地球上一切生命在物种层面最重要的运作目标，人类把这种凌驾一切的运作目标称为使命，生存与繁衍是一切物种的使命。
我想你们已经明白了，生存与繁衍正是一个子系统目标，这个目标的成果是物种的存在，而物种的存在其实都在服务一个主系统目标，那就是生命系统的存在。正因为生存与繁衍其实是一个子系统目标，所以为了使每一个物种作为子系统的运作不会脱离主系统目标，一套对于子系统目标的自动纠错机制因此介入，它就是进化论所说的自然选择原理。”
“等等，”亚伦说道，“你的意思是自然选择原理是用来修正物种的运作目标的？但进化论中所描述的自然选择的作用只是使每个物种的生理特征和行为模式与它们所处的客观环境更加契合而已，理论上一个物种只要做到能适应环境，那即使它们不以生存与繁衍作为最高目标，自然选择的机制也不会把它们淘汰呀，最多是它们缺乏足够的繁殖动力无法延续后代而自动消失而已，而只要它们的交配欲望足以让它们的繁殖率达到一定的界线，它们就可以存活下去，自然选择并不会干预它们把什么作为自身发展的使命呀。”
“进化论所说的的确是事实，自然选择的原理的确只是以客观环境为条件对物种作筛选，但这个看似只涉及环境因素的条件其实有着比使物种与客观环境相契合更隐蔽的作用，那就是限制意识的发展。”
虽然康妮早早已经自行洞悉的人类的反生命特性其实与上述所说同属一套机制，但康妮的洞悉只是这套机制的末端运作节点，当她第一次接触到这套机制的起始运作节点时，她依然和亚伦一样被当中所涉及的元素之间的跳跃感隔绝了自己的即时理解。
法兰对此作出了详细解释：“当然意识这个命题在哲学界和生物学界都引发了充满争议性的讨论，这里需要先对我们所讨论的意识下一个具体定义，那就是由一个特定的行动主体对不确定因素自动作出实时应对的行为机制。如果根据这种对意识的定义，它的适用对象其实相当广泛，如今的人工智能和大多数的初级生命都早已被纳入具备意识的行列当中，分别只是程度高低而已。这种看似定义简单的行为机制在运作初期所呈现出的行为效果与那些被界定为无意识介入的行为模式并无太大区别，两者皆只会呈现出一种和智能生命的行为能力相去甚远的、更为接近机械式运作的面貌，但当经过无数次迭代以后它的效果会产生指数效应，从而催生出如人类的自我意识这种极为复杂的现象。”
两位听者，甚至包括一旁的添在内，对于法兰的话都没有展现出半点觉醒的神态，他最后的一句话并非什么结论，只是对一个论述的前设条件的结语而已。他们的求知欲正在陡然上升。
“当明确了意识的定义后，”法兰继续说道，“我们先由意识对于生物行为的意义说起，这其实又要回到系统论的原理当中。一个系统的运作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系统架构，这是系统的定量，因为它决定了系统的性质又或者说是基本运作模式，二是外部输入信号，这是变量，外部信号输入进系统使其产生运作，系统的运作输出目标成果。如果外部信号在系统架构当中形成了正反馈，即叠加式反馈效果，”法兰说这几个字的时候特意向亚伦和康妮加大了自己的表情，希望明确他们是明白系统论的基本概念的。
二人不痛不痒地点点头，法兰继续，“则会使系统获得增长，以通俗语境的说法即是这个系统的状态发生了变化。如果系统内部被搭建起完善的负反馈回路，使得每一项输入信号进入系统后都会被输出一个恒定值而不会产生叠加效果，则系统的运作只会不断地输出恒定的目标成果而系统本身不会发生状态上的改变。”法兰这次在表情之上还加了个摊开双手的手势，好像在上演一幕含义为“把信息传递给你”的默剧。亚伦和康妮终于明白了法兰的意图，于是他们这次把头点得煞有介事，好像在上演一幕含义为“我们明白你所说的意思”的默剧。
于是法兰又继续：“以自身的行为模式中是否有意识介入为界线，生物可以被区分为两大类，而从上面对意识的定义我相信你们已经明白，这里指的就是通俗意义上的动物和植物。当然我们这里把微生物列出了讨论范围，因为那些是生命系统初始阶段的产物，当生命系统发展至具有纷繁物种的成熟架构以后，它们就退居为系统运作的辅助因素了。从整个生命系统的主目标来看，动植物的分化其实是一种驱动系统增长的策略。
让我们先看一个例子，假设有一个三口家庭，成员分别是父亲、母亲和儿子，他们三人之间的互动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而他们三人之间的夫妻与亲子关系就是这个系统的底层架构，当然其实他们各自的性格也可算作系统架构的一部分，但为了让例子简洁一点我们暂且把它们忽略不计。系统架构是坚实的定量，而这个三人家庭所展开的一切活动，包括工作、上学、生活等等，就为这个系统提供各种输入信号，这些信号层出不穷地进入到系统的运作中形成系统的变量，驱动着这个系统发生运作从而输出目标成果。而当一些输入信号形成正反馈，他们的三人家庭系统就会发生增长，不管这种增长是对应到我们价值取向中的变好还是变坏。
理论上，这个三人家庭系统的任何增长都是取决于作为变量的外部输入信号，系统架构本身是不会让系统增长的，即不会让系统发生任何改变。那就是说，假如这父母儿子三人因为某种原因，在确立了三人之间的身份关系后，就各自过上了彼此隔绝的生活，三人之间不作任何互动，那么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系统就会处于一种停滞状态，不会发生任何增长，无论是变好还是变坏，因为在这个系统中没有任何外部信号被输入其中。
但在现实社会中，即使这个三人系统不引入任何外部信号，不展开任何运作，它却并不会永远处于同一状态，因为当儿子从未成年人过渡至成年以后，由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和对成年子女的义务和权利是不同的，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性质便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这个系统的内部架构自动发生了变化，那这点来自系统架构自身的变量就会导致这个系统即使从未引入过外部信号使其展开运作，它的状态也与过去有所改变，以系统论的术语来说，它便是发生了增长。
地球上的生命系统正是这个道理，它首先从初始状态演化出了无意识的植物，由于这些生命不会对客观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作出过多自我反应，而且它们获取能量的方式非常便捷，只需被动地接收地球环境中固有的物质形态中的养分而无需主动觅食，因此它们的行为模式相当稳定，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看成是系统的定量，于是它们就被纳入为系统架构的一部分，如果以通俗意义来说，可以理解为它们成为了客观环境的一部分。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作为生命体，它们本身具备的缓慢的自演化功能会使得系统本身因为内部架构的自变而具备最低限度的增长活力。
而那些行为模式相对活跃的生命体，即通俗意义上的动物，就成了驱动生命系统增长的主要动力。当然系统增长需要内部架构里存在一些正反馈回路使得某些输入信号的运作形成叠加效果，而生存与繁衍的使命就是这部分系统架构。
因此，其实从它对客观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作出实时自我反应的功能就能明白，在作为生命系统主要增长动力的那部分生物种类当中，意识实际上是对生存与繁衍使命的维护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