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基因以预录在生命系统中的本能来驱动生物个体的行为，从而操控着各个物种为它的繁衍壮大卖命，但把本能诉求暂存于抽象想象空间中的能力却为人类带来了行动上的延迟效应，人类用以回应本能诉求的行为与诉求指令的发出之间产生了一段前所未有的时间空缺，正是这段时间空缺赋予了人类的行为模式脱离于基因操控的独立演化进程，这个进程的演进速率远超基因的迭代，于是人类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成为了可能。在人类跨越文明进程让自身的行为模式和行动能力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程中，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基因信息是基本没有变化的。
宗教信仰正是利用人类这种想象力带来的行动上的延迟效应成功地实施了有效而稳定的大范围统治，对于死后世界的想象很好地安置了人们在广阔范围中对自由的渴求，使人们把真正回应自由渴求的行动延后至死后的世界，从而空余出现世中的行动进程来为死后的灵魂作铺排。而教会垄断了死后世界在现实世界中的代表权，所以人们在现世中为死后所作的铺排行为实际上就变成了对教会各个层面的服务，宗教统治由此产生。
然而，一个重要的缺陷却注定了宗教的统治终将瓦解的命运。
人类关于自由的完整行为模式是以两大要素的互相循环来形成一个自洽系统的，它们分别是对自由的渴求和自由幻觉的获得，换句话说，人类终究是需要通过感知到切实的自由状态，哪怕这种感知只是一种幻觉，才能完成追寻自由这个本能指令，从而让自身的行为动态回归平稳状态。否则，人们对自由的渴求会不断累积，最终对那些阻碍自己获取自由幻觉的事物作出破坏性的应对行为，对于一个统治系统来说，这就意味着反抗。
宗教所提供的精神信仰只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人们抽象想象空间对于暂存本能诉求的容量，来延缓人们对自由的渴求累积至爆发点的时限，而一旦过了这个限度，宗教的统治系统实际上并没有一套向人们提供自由幻觉的机制。而宗教统治之所以能在缺失了这个重要机制的基础上依然有效地运作了近千年，是因为在它们统治的年代人类的普遍寿命实在算不上有多高，笼统地概括的话，那时候的人普遍都无法活至现今标准的中年阶段。那就是说，人们对自由渴求的爆发还没来得及发生，大多数人就已撒手人寰了，从而免却了宗教统治完善向人们提供自由幻觉的机制。
但人类文明被一个与物种演化规律相关的机制限定了二选一的演进方向，要么人类以不断提高自身的认知能力来延续文明的发展，反之人类文明将伴随人类的自身毁灭而消亡。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的历程证明前者成为了现实，而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会伴随着一个必然趋势，就是人类预期寿命的提高，回顾历史的进程，这的确是事实。而人类普遍可以生存于世的实际年岁的提高，就意味着宗教统治终究是要迎来问题显现的日子的，届时，把统治策略建基于虚构世界的宗教系统必将在人们要求把自由幻觉兑现为现实的诉求中分崩离析。
另一方面，对世界的底层运作规律诉诸虚幻的理解也使得宗教信仰与人类伴随文明发展的认知趋势背道而驰，因此，纵使信仰具有操控人类行为的力量，但立足于抽象想象的宗教信仰却难以使这种操控持久，因为人类终究是被基因设定了和现实打交道的目标的。
当然，历史告诉我们，宗教统治最终是被地理限制所带来的文化差异瓦解的。随后，人文主义取代了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但人文主义本身并没有成为信仰。信仰是一种带有约束性的集体行为，需要有一个权力实体来垄断对于某种观念或崇拜对象的解释权，继而推动人们形成凝聚效应，这种信仰的方式会形成从上而下的权力架构，从而催生出信仰上的权力阶层，过去，这个阶层就是教会。
人文主义始终都只是一种价值观念，人们越是对它信奉，反而就越让自己从过去的信仰行为所带来的束缚中获得解放，因为它赋予了每个人自行追寻自由的权利。人文主义从内容上就被决定了是一个具有去中心化特性的观念，过去自上而下的权力架构难以利用它来凝聚人们的集体行为，这个观念所宣扬的以个人为主体的视点天然地排斥了任何对它实行垄断的意图。
就在宗教系统再也无能为力一统人们的自由思想之际，一种全新的权力架构诞生了。
美国是唯一一个脱离了地域和民族的渊源、完全根据人民的意愿凭空创立的国家，这个国家甚至在宪法上赋予了人民推翻它的权利。美国的国家体系打破了权力那种固有的与统治阶层绑定的传统形态。直到今天，当人们讨论到绝大多数国家的权力架构时都会自然地把焦点放在政府或政党等权力阶层身上，然而美国的权力架构却是以平台形成存在的，没有哪位严肃学者会认为美国的权力掌握在哪个政党或政治领袖手上，起码没有人会认为权力恒定地掌握在这些人手上。每当人们讨论到美国的权力时总是把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而这个整体是一个动态的平台，美国国内的任何群体都会以一定的影响力参与到这个权力平台的动态演进中。
有人总爱提出质疑，认为美国的权力架构实质上与传统形式并无本质差异，白人精英就是美国的统治阶层，美国的建立是基于他们的意愿的，黑人甚至白人妇女在美国建国时都不具有政治决策上的任何权力。
但那只是美国这个动态权力平台的起始状况而已，随着这个平台的动态演进，黑人和妇女都相应获得了应有的权利与权力，白人群体甚至发明了一句口号来概述黑人和妇女获得权力的共同进程，以印证美国平台式的权力性质，他们说道：“Once you go black,you can never go back.”
美国遗世独立的平台式权力架构天然地与人文主义的去中心化性质相契合，使得它以一个国家的形态站在了人文主义的制高点。没有人能垄断人文主义的解释权，但美国却以一个开放平台的姿态代理了人文主义赋予人们对自由的追求。世人出于群体行为的本能，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对自由的私密追求投射到美国这个权力实体上，从而架空了过去自上而下的权力传导，自发地形成凝聚效应。就这样，美国这个立身于物质世界的现实平台竟具备了成为世人心中信仰的潜质。
对于共同党的统治理想来说，美国是比上帝更好的信仰。人类的行为是与视点高度关联的，不同的看待事物的目光会驱使人们作出不同的行为，所以某程度上，人们的行为是受限于自身的视点的。一个虚幻的视点实际上难以对人们的现实行为提供多大的约束力，正如遥不可及的未来福祉不如当下的利益更能驱动人们作出实际行动那样。上帝是虚幻的，它的领地人们有生之年都无法踏足，但美国是实在的，它的大门随时随地为你敞开。假如美国真的能取代上帝成为人们新的信仰，那么放眼于美国的视点就会在现实世界中锚定人们的行为，那些信奉美国会为世界带来自由的人们会以实际的、符合现实效果的行为来建立自己与美国的关系，他们要么努力前往美国，要么以美国为榜样推动自己的立足之地的建设，要么致力于让美国的利益与自身国家的利益相绑定，要么以美国的模式来过自己的生活……这些行为的效果统统都能在人们有生之年兑现。总而言之，作为信仰，美国为其信徒的行为所带来的约束力（或者说塑造力）是虚无缥缈的上帝无法企及的。
自美国建国以后的某个时间点，共同党开始以观望态度注视着它的发展，他们通过美国一次次的战争和外交操作见证了它作为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自我修正能力，这种能力超越了最贤明的君主与领袖的智慧，仿佛这个国家总有办法让正确性和有效性逾越权威性而作为推动它往前演进的主要动力。
当历史终于推进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节点，美国以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姿态参战并成为主宰战局的最关键因素，驻扎在苏联据点的共同党派系就已看清了美国的那种作为信仰的特质。于是，当二战结束，共同党整顿实力再次对他们的终极理想作出谋划之时，他们便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真真正正大势所趋的时刻。他们重掌宗教历程的战略大旗，但换上了修正完善的全新方案，一方面他们找到了消除文化差异之道，另一方面他们以苏联占据近半个世界、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压迫式统治驱使世人把对自由的渴求投射到美国身上，促成美国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全新的信仰地位。
阴谋论正是基于美国的信仰性质而对它生效的，事实上，除了美国以外，这个世界上承载阴谋论指控第二多的实体正是教会。无论是否经由阴谋论煽风点火，人们的反美情绪实际上都是建设性的，除了那极个别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国家和封闭意识形态极权国家外，在其他所有的世俗化国家当中，无论人们的反美情绪怎样激烈，也没有人想着如消灭纳粹德国和推翻苏联那样摧毁美国，他们反对的只是美国这个动态平台的当下状况，而人们其实是在用自己的敌意来把美国修正成他们想要的样子，这些人之所以对美国恨之入骨，正是因为他们相信美国是世界的。而人们就这样在建设性的反美情绪中，无形地向美国奉上了自己被驯服的姿态。
当共同党成功掌舵美国现今的权力动态后，他们只需要充分回应世人反美情绪背后的建设性诉求，让美国回归世界性的一面，就能顺利实现他们长久的理想。
（第五部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