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如今，互联网的发展已经远超共同党当初的预期，它不但是一个能让各地人群近似无限制地互相接触彼此文化信息的空间，它已成为了一个与人类现实生活完全融合的虚拟社区。而它与人类现实生活的实时嵌套，甚至把人类的整个现实生活虚拟化，如今没有人会想着每天要抽出多少时间来进入互联网世界，人们已经无时无刻不在与互联网接触，无时无刻不以互联网思维思考，无时无刻不把自己的生活进程建立在对互联网的依赖之上。
原本，共同党对互联网的寄望是，它让各个文化系统的背景因素互相渗透，从而使得各系统逐渐趋同的演进过程模糊掉它们实质上在演进路径上的独立性，最终各个独立的系统变得并无本质差异，因而看似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系统。而让共同党意想不到的是，互联网就像一部传说中开始了以后就会自行编写的小说，它让各文化系统最终趋同的方式并非通过文化渗透，而是通过羊群效应。
由于互联网的匿名属性，在普及之初，“自由”就被认定了是它的本质，置身其中的人得以摆脱社会关系的束缚，充分地行驶自己的自由意志。殊不知对于自由意志的真正禁锢来自于基因，人们愿望着能被不受束缚地行使的各种内心渴求，背后其实都有着基因的摆布。看似是对人类行为作出限制的社会规范实质上凌驾了基因对人的操控，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划分出可供各自保存个体差异性的空间，一旦社会限制被打破或者在那些本就未受社会规范介入的领域，基因就会把持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模式，驱使他们走向大致相同的路径。
而对于实现群体策略的目标来说，基因尚有更为高明之处，它为人类预录了效仿群体动态的行为模式，从而减轻了它处理人类应对各种特殊状况时的编程压力，绝大多数的人自然会在对群体行为进行效仿的本能驱动下形成羊群效应。
因此，看似打破社会行为规范限制的互联网实质上只是为置身其中的人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羊群空间，不同人群的文化差异还未来得及被互相之间的文化渗透消除，就已在人们互相效仿的网络行为中被稀释。当互联网发展至具备广泛的社交属性以后，现实世界中的地域界限在虚拟世界中被彻底打通，各个文化系统之间已不需要达成演进过程的同步，互联网本身成了一个文化系统，不同地域的人只要身处互联网之中，就已是参与进同一演进过程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地域文化，只有时代文化，人类借此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共同体。
美国正是被共同党赋予了互联网这一正确手段，从而登上了统治世界的权力宝座，但是此处，亚伦再次提出了一个自然而然的疑问，那是关于信仰的问题。
汲取了宗教年代的经验后，共同党人带着两大战略目标继续踏上理想征程，他们明白到，覆盖广阔范围的统治必须经由统一信仰和消除文化差异两条战线的并驾齐驱来达成，前者为权力中心提供向心力，后者用以消除权力外围的离心力。共同党历时长久、费尽心思，终于在21世纪到来之际觅得征服文化差异之道，然而此时人类早已进入了抛弃信仰的年代，现实世界中的世俗生活成了人类主流的终极追求，人们以自我视点出发，不断地为了这种追求转换着人生的动向，包括了职业、地域、家庭、国籍、甚至是认知，何来对于权力中心的向心力可言？
对于这个问题的疑惑剧烈地翻涌在亚伦心头，它的缘由在于，美国的的确确在全球范围实行着一种软性的统治，即使在反美情绪甚嚣尘上的处境下这种统治也不见得有实质的动摇，到底是什么在潜藏的意识下笼络着人心？
法兰以一贯的态度认定答案其实早在亚伦心中，他需要的只是转换一下自己注视的角度而已。法兰向他给出了提示，“共同党早在消除文化差异的解决方案呈现曙光之前就已为人类找到了新的信仰，互联网的构想和这个信仰是一套配套的计划。人类是难以抛弃信仰的，因为这种思维方式根植于基因当中，人类只是在后宗教时代把信仰具象化和现实化了。”
法兰的点拨让亚伦廓然开朗，是的，所有事情的缘由都因为这个理解而变得明瞭，包括了如今的国际局势的形成，也包括了阴谋论的起效。互联网以置身于虚拟世界的效用让共同党的统治理想极具魔幻色彩，但人类在结束宗教时代后的全新信仰却让他们的统治回归现实，它揭示了绝大多数人的人生追求终究是要在现实世界中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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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种演化规律的驱动下，人类被基因赋予了形成统治系统的同时又渴求自由的双重本能，前者只在小范围内起效，超出这个范围以后则由后者介入。
这实属基因在繁衍目标上的必然策略。当一个物种的生理系统演进至哺乳类动物的复杂程度以后，对于延续基因这一目标来说，基于个体的策略会绝对优胜于基于群体的策略，因为每个生命个体都有足够的能力去创造繁殖的条件，假如基因赋予每个个体完整的繁殖欲望，让它们各自去寻求繁殖机会，这样便可以使得这个物种复制单位数量的基因样本所需要的能量下限，尽可能地接近理论上维持这个物种存在的能量下限。简单来说就是，理论上只要养活一对可以互相进行交配的个体，这个物种就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繁衍。
为了驱动人类个体作出相应的行动去充分地创造繁殖机会，基因必然要赋予人类对自由的渴求。
与此同时，基因又赋予了人类形成统治系统的行为模式，统治系统所带来的群体生存策略让每个人类个体的繁殖潜力能在较轻的生存压力的保障下得到充分尝试。但这种统治系统只会覆盖至一个较小的范围，这是两种因素的平衡结果。一方面驱使人类形成如此范围的统治系统不至于让基因为人类赋予过于复杂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这种范围的群体策略又足够保障人类的生存竞争力，从而为繁衍提供足够的概率保障。
虽然人类天生就被基因赋予了在广阔范围中寻求自由的本能，但这并不代表人类是生而自由的。这一来是因为生存竞争根本不允许任何个体获得充分自由，二来，正如上述所说，基因还为人类预设了羊群效应的行为模式，来保障人类在超出统治系统的范围外所行驶的自由是受控的，这些所谓的自由行为并不会脱离繁殖这个根本目的。因此，人类对于自由的感知其实只是一种幻觉，被基因用作在一个无法获得真实自由的环境中向人类提供适时的奖励，从而让人类追求自由的行为模式维持在稳定状态。
在人类天然形成的统治系统中，统治所带来的行为限制并不会与自由幻觉发生冲突，但一旦统治范围发生扩散，其对行为的限制程度超出了原本被基因为人类调试完善的容忍限度，在这个统治范围以内的人们就会产生自由幻觉被压抑的幻觉。正是人类社会体系的这种底层规律在一开始就宣告了苏联式的统治方式必然失败的命运，因为它以强制方式剥夺了人们生而有之的享受自由幻觉的权利，基因必将以最原始的动力唆摆人们走向反抗。
反而在人类对于物种演化的底层规律还是一无所知的年代，宗教系统却无意中为如何在广阔范围内对人类实施稳定的有效统治这个议题提供了成功案例。而当把演化思维套用回这个案例当中以后，便会发现宗教系统的成功对比起苏联系统的失败其实颇为耐人寻味，因为两者其实都来源于基因的造化。
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人类具有幻想不存在事物的能力，这是人类文明得以发生的根基。这种想象力就像一个容器，为人们无处释放的本能诉求提供暂时的容身之所，人类社会当中的一切规划性行为都是这种机制的产物。人们被原始本能催生出各种行动诉求，例如饥饿的本能催生出进食的行动诉求，但在人类社会当中进食行为往往不会立刻就近发生，人们会通过抽象思维的能力，想象出一种更高层次的美食享受，然后把进食的本能诉求暂时存放在这种想象中，这样释放出来的行动进程就改为用作精心烹饪而非立刻进食，当美味菜肴烹饪完成后再从想象空间中释放出进食的本能诉求让它发生真实的进食行为。
这种抽象的想象力对于人类的繁衍目标来说其实并无多大作用，因为一来类似上述关于烹饪食物的行为机制并没有让人获得更大的满足，一个被原始森林养育、未经人类社会洗礼的人，以立刻的进食行动回应饥饿本能所获得的满足，从生理角度来看其实与精心烹饪后再进食的情况无异，它并不能作为驱动人类作出更加积极的生物行为的奖励机制，反而在一个每时每刻充满着危机的生存环境中，以立刻的行动回应本能诉求更能争分夺秒地完成以繁衍为大目标的各种行为任务。
二来，这种想象力对于人类提高生存竞争力其实并无多大帮助，虽然人类在后来的发展中的确靠着这种抽象思维能力发展出其他物种无法企及的群体合作能力，人类借助这种群体策略登上了自然界中食物链的顶层位置。但是这种优势实质上是脱离了繁衍这个大目标的，要驱使人类获得足够生存竞争力从而保障繁衍概率的群体策略其实并不需要十分先进，很多物种都发展出了足够的程度，而超出这种程度的群体策略导致了人类消耗了更多的资源和能量，但这些倍增的额外消耗却除了让人类登顶食物链以外，并没有带来相应比例的个体数量增长，换句话说就是，人类消耗单位能量所复制的基因样本数量反而因为这种竞争优势而减少了。
而最重要的是，不管这种抽象想象力最终为人类带来了多大的竞争优势，这些效果都是具有滞后效应的，优势的显现是建立在这种特征成功跨越多次基因迭代而被顺利保留，但在这长久的进程中它其实都没有对生物繁衍这个大目标显现出任何效用，所以从生物演化的规律来看，人类想象不存在事物的能力只是基因广泛试错的其中一个失败结果，它理应被自然选择淘汰。
但当它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被保留下来以后，它所带来的结果对于固有的生物演化系统来说将是翻天覆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