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
共同党的历史进程中与宗教的长久交集让他们明白了统治的本质，那是对人的驯服而非禁锢，而要达到对一个广阔范围内的所有人的驯服，必须经由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同一价值取向和同一文化系统，这两大因素分别对应到构成人类生活的两大层面，精神层面和现实层面。
中世纪时期，虽然借由宗教所实现的统治从未到达共同党理想中的深度与广度，但共同党依然利用宗教这个工具很好地对自己的终极统治目标进行了一番模拟演示。他们以统一的信仰为人们提供同一的价值取向，使人们在精神上向教会形成向心力，从而以软性的方式实现了对大范围人群的统治。
但在那个年代，尚且无法逾越的地理界限却为不同地域的人保存了各自的文化差异，文化上的差异会切实体现为生活习性上的分歧。人类终究是嵌套于现实世界当中的动物，现实生活层面的实质分歧会逐渐抵消甚至超越精神层面的价值共识，从而对权力中心形成离心力。事实上在日常生活范畴，导致人们关系破裂的，除了有价值观因素外，往往还有生活习性上的因素，后者甚至提供了更多案例，俗话说相见好同处难乃是这个原理的微缩版演绎。
最终，对于在广阔地域范围内驯服于同一信仰的人们来说，由文化差异带来的离心力超过了由同一价值取向所提供的向心力，导致共同党利用宗教所实行的软性统治分崩离析。在这次失败经验中，对消除文化差异在实行长久统治中所起的作用的理解，成了共同党人在自己的理想征程中弥足珍贵的收获。
在此处，一个自然而然的质疑被亚伦提出，“但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举措显然并没体现出共同党的这种领悟呀。”
“那是因为共同党其实是在不断分裂的，”法兰解释道，“他们的理想来自人类原始的统治欲望，这是基因所赋予的本能，但不同的人的基因表达会有所不同，有些人能把来自基因的欲望安置于理智的领航之下，有些人甚至能以理智驾驭欲望，但有些人却始终被基因把持着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航向。宗教历程的最终失败触发起一部分共同党人深植于基因当中与统治相关联的好战倾向，所以他们便作出了最原始的反应，对于这些人来说，统治的追求始终停留在欲望层面，并未上升至理想领域。而另一部分能在理智的护航下把欲望上升为理想的人就与他们分道扬镳，成了过渡至俄国据点的分离派系。其实共同党就像一个物种的缩影，不断以自身分裂的形式经历着内部系统的演化，只不过决定分裂而成的各个派系的生存机会的并非自然选择，而是自相残杀的选择。”
虽说两次世界大战的缘由的确可以划分到一部分共同党人的根本错误之下，但共同党依然需要以整体面貌对其承担起责任。因为当共同党人通过宗教统治的没落获得了消除文化差异的启示后，紧随而至的大航海时代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却给了他们当头棒喝，这两个紧密相邻的年代让他们意识到，在可见的未来，把文化差异消除至统治世界的层面是无法做到的。
文化是一种动态系统，它会不断根据由客观环境和人类活动组成的背景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有两个地方被地理条件互相阻隔，那它们各自的背景因素就无法参与到对方文化系统的动态演化中，因此地理阻隔就为它们保持了相对彼此的文化差异。唯有把地理阻隔打通，让各自的背景因素能互相渗透，两个文化系统的演化进程才会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一个文化系统。
在很多人看来，大航海时代的远洋航行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铁路运输对于人类文明来说都具有同一意义，就是让世界从此不再具有遥不可及的距离，但在共同党人看来，它们只是证明了物理距离在现实世界中的不朽存在。无论人类长途跋涉的能力如何进化至让世界上任意两群遥相隔绝的人们产生联系，躺卧在他们之间的物理距离永远都在阻隔着他们在文化上融为一体，他们最多能从过去的隔绝状态变为有所交集，但他们各自的文化系统的演进依然是两个独立的进程。而对于统治来说，在演进路径上各行其是的文化必然意味着分裂。
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虽然让共同党调度资源的实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但对于他们的统治目标来说，这些进步的意义只是把消除文化差异这个任务的不可企及摆在了全体共同党人面前，让任何派系都扫除幻想。于是共同党内部便暂且抛开理智与欲望这对最原始的意识形态分歧，团结一致地以不妨一试的心态把他们的理想征程诉诸终极的暴力。
真正的曙光的确要等到二战结束后才会显现。
虽然早在100年前人类对信息技术的全面应用已经以电报的发明拉开序幕，但直到计算机技术在二战以后开始发展起来，共同党人才明白信息对于他们的意义。
其实严格说来，人类早就以传说、文字、与艺术的形式开启了把自身的社会动态转化为信息的历史，但对于客观世界的真实面貌的信息转化率来说，各种信息载体都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由多维度的感知系统共同构建的，而各种信息载体的自身形式却分别只能让人的完整感知能力发挥单维度的作用，再加上这些信息载体各自的客观形态又存在着巨大差异，从而增加了人们对它们进行广泛接触的时间和物质成本。双重障碍下，导致了在人类文明的数千年历史中，各个地域的人们通过各种信息所构建起的互相了解的失真率是极高的。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种趋势，它将扫除过去各种信息载体在客观形态上的差异，人类社会中能被转换为信息进行描述的动态都将被转录进某种属于人类感知维度的抽象形式中，而人们只需要通过一台计算机就能与各种维度的信息进行接触。自此，共同党才意识到，过去两个文化系统真正被物理距离阻隔导致无法融合的并非任何物质上的事物（例如物件的交换或人与人的接触），而是关于一个文化系统的整体动态的详尽信息。当各个文化系统内部的详尽状况都能转化为有效信息而发生互相接触，那不同文化系统之间就有了让各自的演进路径互相交缠的契机。
但在现实世界中，信息永远有着难以逾越的传输障碍，这时共同党人就在想，假如能建立一个纯信息的世界，各种信息以它们的物质载体——计算机互相连接的方式，实时存在于这个世界当中，人们便不再需要通过现实世界当中的各种途径，例如参加集会、寄出书信、甚至是进行任何需要等待他人回应的交流，而是直接进入这个信息世界当中就能与他方的信息发生接触。这样的话，信息传输的唯一限制就是速度这个概念在物理世界当中的极限，这个极限远超人类社会活动的发生速率，所以来自不同文化系统的背景信息将会以一种相当于无限制的方式互相参与进对方的演化进程中，应运而生的渗透效应最终会使各自的进程同步，互相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因此被消除，各方最终在本质上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系统。
有两个因素在共同党一开始构想这个信息世界时就驱使他们奠定了借助美国的力量来把它实现的意向。第一点是计算机技术是由美国发明的，把所有计算机连接成联通网络这种技术的研发基础在美国，但更为重要的是第二点，脱离了纳粹德国的共同党派系打从一开始就并不打算以俄国和后来的苏联为现实中的政治躯壳来实现自己的统治理想，所以他们不能让信息网络技术的命脉掌握在苏联手上。
当时间来到斯大林向梅耶告密的节点，共同党对于信息世界的技术构想已经初步成型，于是他们便以一系列的战略操弄逐步推动美国把这些技术付诸落实。
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对于共同党的计划来说这颗卫星具有三大战略意义。第一，它以火箭发射技术上的突破性成就向美国提供了切切实实的军事实力上的威胁，作为应对措施，美国因而确立了科研在国防政策中的战略地位，从此美国政府积极拨款推进各种科研计划，这种政策大气候的确立使将来信息网络的研发获得了资源上的保障。第二点的内容则较为具体，它确保了全球通信技术在美国整体的科研发展中的重要占比。过去由于具有地缘优势，美国本土免除了很多传统上的军事风险，但如今借助卫星技术，敌人的武器随时可以跨越地理限制危害美国国土，这意味着在军事上世界已经进入了远程通信的年代，未来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除了武器的威力以外，就取决于全球通信技术的发达程度，所以美国必须全力推动它的发展。这使得共同党的研发目标在美国自身的视点中有了主观动力。第三，乘着冷战的对抗姿态，这颗率先开拓人类前所未及的新领域的卫星成功地把美国带进了科技竞赛的轨迹，这让共同党获得了借助苏联的技术进展来推进和调控美国科研进程的主导性。
时至1962年，计算机技术已经在美国的军事控制领域扮演着颇为重要的角色，共同党人以一场古巴导弹危机催生了美国军方在所有控制设备之间建立实时信息共享网络的强烈诉求。核武器的介入使得战争发生了一个本质改变，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成败都取决于千钧一发之间。虽然当时美国所拥有的核武器的总体威力要强于苏联，但古巴导弹危机那持续十数天僵持不下的对峙局面却让美国意识到，当核战争吹响号角，假如没有办法对敌人的打击意图作出分秒必争的应对措施的话，那自身武器再强大的破坏力也无法保护自己的国土安全，他们必须建立起一套核武器控制设备之间的互联系统，把美国的完整武器威力以整体面貌对任何来自敌人的武力威胁作出实时回应。
由此，共同党人顺利地把计算机信息共享网络的研发正式植入到美国的科研体系中，经过7年时间的技术方案设计，美国高等研究计划署以分处美国四所大学之中的四台大型计算机的相互连接，终于催生出了后人所熟悉的互联网的雏形。在随后的30年中，互联网跟随计算机技术往商用再往民用领域的发展轨迹，逐步演进成共同党理想中的图景，成为了不同文化系统之间逾越地理限制发生亲密接触的魔法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