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五侯”掌权之后，跟梁冀一样胡作非为，滥用职权。
他们控制朝政，贩卖官爵，在朝廷和全国各地的郡县都有他们的亲信，搞得社会黑暗不堪，民不聊生。
当时有一些出身于士族地主家庭的官员，不满宦官掌权，主张改革朝政，罢免宦官。
还有一些中小地主家庭出身的太学生，由于社会的腐败，找不到前途，也要求改革。
他们批判朝政，对掌权的宦官及其追捧者，痛恨不已。
165年，陈蕃做了太尉，李膺做了司隶校尉，这两人都不满宦官。
太学生都很支持他们，将他们视为典范人物。
李膺当了司隶校尉后，有人举报宦官张让的兄弟，即是举报野王县令张朔贪污勒索。
李膺决定查办张朔，不料张朔逃到洛阳，躲进他哥哥的家中。
李膺亲自率领公差，前去张让的家中搜查，在张家的夹墙里找到了张朔，将其逮捕起来。
张让感觉托人求情，但李膺已经案子审理清楚，还把张朔处死了。
张让非常愤怒，立刻进宫，向汉桓帝哭诉。
汉桓帝知道张朔确实有罪，也没有为难李膺。
这样一来，李膺的名声更加显赫。
有一些读书人都希望能会见李膺，如果受到李膺接见，就会被视为很光彩的事，被称为“登龙门”。
第二年，有一个与宦官有密切联系的方士张成，得知朝廷即将颁布大赦令，便纵容他的儿子杀人。
李膺立即逮捕了杀人犯，准备进行法办。
第二天，大赦令颁布，张成得意地对众人说："诏书已经出来了，不怕司隶校尉不释放我的儿子。”
这句话传到了李膺的耳朵，李膺火冒三丈地说："张成事先知道大赦，故意纵容儿子杀人，大赦就不应该包括他的儿子。”
说完，他下令砍掉了张成儿子的头颅。
张成哪肯罢休，他想让宦官侯览和张让替自己报仇。
他们商量了一个恶毒的计划，就让张成的弟子牢修向汉桓帝告发，诬告李膺和太学生、名士结成一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
汉桓帝收到牢修的控告，下令逮捕这些党人。
除了李膺之外，还有杜密、陈蹇、范滂等200多人，一律都被写进了党人的黑名单。
朝廷发布了通缉令，在全国各地悬赏抓捕这些人。
杜密和李膺一样，都是勇于与掌权的宦官对抗的官员。
两人的声望差不多，人们将二人联在一起，称为“李杜”。
李膺被关进监狱，杜密自然也逃不掉。
陈定原本是个太学生，因为有声望，也被列入党人的名单中。
有人劝他逃走，陈定并不害怕，说道：“如果我逃走了，其他人怎么办呢？”
“若是我被关进监狱，也能给其他人壮壮胆。”
说完之后，就上京城，自己投案，进了监狱。
范滂与陈定一样，挺起腰板走进了监狱。
捉拿党人的诏书，发到了各个郡县，各郡的官员都上报与党人有联系的人，多的有几百人。
只有青州平原太守史弼，没有上报。
朝廷的诏书接连催促，青州还派了一位官员去平原查问。
这位官员找到史弼，责问他为什么不报党人的名单。
史弼回答说：“我们这里没有党人，叫我报什么？”
那位官员脸色一沉说：“青州下面有六个郡，五个郡都有党人，为什么平原就一个没有呢？”
史弼回答说：“各地的风俗不一样，其他地方有党人，为什么平原一定也有呢？”
那位官员被他反驳得无言以对，说不出话来。
史弼又说：“你非要冤枉好人，那好吧，平原家家户户都有党人。”
“我情愿死，也报不出一个党人来。”
那位官员束手无策，便胡乱将平原的官员关进监狱，汇报朝廷。
被捕的党人在监狱中，受尽了宦官们残酷的折磨。
他们的头颈、手和脚都被束缚上刑具，称为“三木”，然后被蒙住头一个接一个地拷打，就这样关了一年多。
第二年，有一个颍川人贾彪，自告奋勇前往洛阳为党人申冤。
汉桓帝的皇后窦氏的父亲窦武，也上书请求释放党人。
李膺在监狱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故意招出了许多宦官的子弟，声称他们也是党人。
宦官们因此感到害怕，对汉桓帝说：“现在天象不正常，应该大赦天下。”
汉桓帝顺从宦官的意见，宣布大赦，释放了200多名党人。
这些党人虽然被释放，可是宦官不允许他们留在京城，将他们全部遣送回老家，并且通报各地，终身不得担任官职。
这一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党锢事件”。
不久，汉桓帝去世。
窦皇后和父亲窦武商议后，从皇族中选出了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刘宏，继承了皇位。
这就是后来以腐败著称的“汉灵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