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失败后，湖北省武汉行营于二月中旬开始筹划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二月十八日，湖北省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以鄂东、鄂西剿匪可略告一段落，特召集湖北省境内各军高级长官暨党政机关代表，在武汉行营召开湖北全省绥靖会议，研究讨论第二步清剿的问题。
参加会议的有湖北省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督办李鸣钟、军长陈诚、范熙绩，师长张印湘、萧之楚、岳维峻、葛云龙，代师长罗卓英，副师长朱怀冰，旅长潘善斋，民政厅厅长吴醒亚，财政厅厅长张贯时，省党部委员汪世鎏，总参议陈光祖，参谋长朱传经，处长周绍金、赵大濬、梅莹，高级参谋林湘，遣代表者，督办徐源泉，总指挥吉鸿昌，军长夏斗寅，师长郭汝栋、谢彬，旅长李定五，师长范石生请假缺席。
何主任首先在会上讲话，何主任说：
“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是要解决一些剿匪中出现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前面一段时间，我们对共匪的清剿作战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我们打败了，而共军却正在庆祝胜利。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说句实在话，这种结局是我们原先预想不到的。在前面这次清剿作战中，我们是下了很大力气的。从兵力上说，开始我们调用了六个师又一个旅，近七万人。到十二月上旬，兵力增加到八个师又三个旅，近十万人。
而我们的对手有多少兵力呢？根据我方地下特工提供的情报，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在商城南部长竹园进行了合编，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全军也就只有两个师共约一万二千五百余人。共军的编制都很虚，一两千、三四千人就算一个师。一万余人就算一个军。但是问题是，我们国军的十万之众居然对万余人的红军无可奈何，甚至还不断地吃败仗，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希望大家围绕这个问题发表意见。我首先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何主任说到这里，掏出手绢揩揩鼻涕，喝一口茶继续说：
“我以为，我们在军事情报传递方面就存在不足。我们完全依赖打电报下达命令，报告匪情，获得的信息就极为有限。因此各方情况便觉隔膜，指挥和计划自然有许多困难的地方。今天请各位把所得经验和见解，一一发表，庶几全般情况，可以明了，定一通盘计划，剿匪工作方可收实效。
剿匪和作战不同，因匪狡诈，兵来则去，兵去又来，忽东忽西，行踪无定。跟正规军作战时，敌人有一定的目标，只须照着这目标去攻击。匪的目标常常变动，军队一昧穷追，往往顾此失彼。比如李鸣钟等所报告的情况，包括剿匪、宣传、 善后、统一命令、军饷、军用品、抚恤、剿匪经费诸问题，都要通盘考虑。下面大家就围绕这些问题发表意见。”
督办李鸣钟说：
“同志们，刚才何主任要我们谈谈同共匪作战的经验和见解，这里我就谈谈我的体会。共匪的作战方法，无非也就是共匪首领毛咏芝和朱玉阶那一套游击战。见我军到时，极力避战，以保全实力，见我住防稍疏或军队单薄，又乘机来袭，每次作战，行动异常敏捷，一见敌人，便四面包围，无论胜负，只在最短期间，从速解决。不象我军作战，必照战术原则，以前卫发现敌人，再行侦察地形而定。前面在信阳时，我曾上条陈，说围剿匪共，必须堵追兼施，所以总司令有上次的电令，说剿匪部队，应有追剿部队防堵部队的区分。”
军长范熙绩说：
“同志们，刚才李督办说得好，共匪的作战方法，无非也就是共匪首领毛咏芝和朱玉阶那一套游击战。共匪的惯技，是在行踪飘忽，一、二百里路，往往一天可到，我军见他今天在这里，明天又在那里，抓不着他的头脑，没有机会可以和他接触。一旦匪共见我部队很少，便窜来偷袭。匪区的百姓，不是被匪杀却，便是逃走了，剩下来的全都已经赤化，到处助匪，随时和我们为难。因而匪的消息灵通，行动便利，到处可以吃百姓的粮食。
而我们国军来时，便坚壁清野。匪每至一地，必把地方上所有的粮食物品完全搬去，民众也迫令同走，故匪军行动或战时，必带有许多搬运粮食物品的人，他们叫做搬家队。军队素质的不同，作战力便因之发生欠缺，北方军队在平原作战，方向辨别很清，到了深山密林里，便两眼茫然，应多练爬山，增长山地作战的能力。
剿匪，不能求速效，应先将城镇、山口各要点派队严密防堵，不使外窜，用封锁政策，断绝给养和用品的输入匪区，要分别追剿部队和堵击部队及预备队，分任工作。因我军到一地区，地方民众早被赤化，如一味穷追，他们便在后方扰乱，那时军队既要打匪又要防民，实在顾应不及，应以一部渐渐前进，一部维持后方。”
师长张印湘说：
“同志们，以上两位同志都发表了很好的见解。关于同共匪作战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以为，每至一地，要做好工事，使匪没有反攻我们的机会，要维护前后的交通。”
副师长朱怀冰说：
“我以为，重要的是把全民众彻底的编组起来，所有的民众，只分是匪非匪两种，是匪便杀，非匪便要加入铲共团来打匪，依违两可，不能与匪立于反对地位的，概作匪论。这样的组织，才可使匪没有藏留的地步，这是消灭零匪的办法，至于消灭股匪，必要用军队的力量，总司令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命令，把军队分为进剿堵剿两部分，各负责任进行，这是剿流寇绝好的办法。
此外就是一种软困的方法，将队伍四面扼堵，渐渐缩紧包围，断绝一切交通，封锁接济，但四面包围的方法，如被匪冲破了一点，便会全盘解体，顶好是匪主力窜东时，西面部队推进，匪主力窜南时，北面部队推进，推进的时候，尤须步步做工事，可攻可守，随时占得阵地，象曾国藩所谓稳扎稳打，最为有利。堵剿部队，应该加厚，用纵深配备，以制匪之突击，万一所担任的区域兵力无法增厚时，便要做好稳固的工事，把配备的部队，在工事内随时调动，使匪不能明了我军的虚实。”
师长萧之楚说：
“现在第一要施行包剿的方法，第二要设法安置一般贫民，以杜绝其凭借。包剿计划，可分为大范围和小范围，大范围系本着最高长官的计划，与友军联合行之，但命令有达不到之处，事实上有不许可之处，而友军之连络，亦有时感受困难，因之，各局部就不得不以其力量所能及者，施行小范围的包剿。”
何主任说：
“现在对于鄂东北这股匪，就可用豫鄂皖部队四面包围，断绝匪的交通，使匪没有接济，渐渐把范围缩小，不求速效，打算就把这办法，呈请总司令。至于鄂西鄂北的匪，再看情势而定。”
李鸣钟说：
“还有一个宣传问题。匪每到一个地方，便尽量做训练民众工作，所以匪经过的地方，民众总是助匪。我们剿匪军队到时，耳目非常闭塞，往往受民众欺骗，匪每在两军阵前，向我士兵说，‘穷人不打穷人’，又说什么‘你们发了饷么，你们怎么没有衣服穿呢，我们才月月发饷啦，看我们的服装却很整齐啊！’都是搔着我们国军士兵的痒处来说，士兵意志稍为薄弱的，便不免和匪表同情了。
共军对被俘的士兵，更是优待，且使党员来陪，过了几天，把我们的内容完全探得了，便按被俘士兵的队号送归来，利用他们在军队里宣传，但捉到我军官佐，便非杀不可。对于民众，要认真把本党的主义来宣传，使个个人民知三民主义为现在救国救民良法，再不受共匪的煽惑。”
范熙绩说：
“李督办说的这一点确实很重要。共匪最大的力量是什么？是宣传，我们也要以宣传的力量来抵制，尤其要对症下药，如专用一派空虚的言语去宣传，也是不行的。军队内部的防止，一、要将被俘的官兵另行设法安置，不可让他归队；二、要切实检查官兵来往信件；三、要随时教以党义。”
朱怀冰说：
“人民之所以从匪，是因为他们认为军队是不能常靠的，一旦打仗就要开走，倒不如从匪，反可得生命的保全。非不知共匪之坏，从匪之不正当，不过国家不能保护他们，无法出此下策。此后应该使人民知道，国家是已经统一了，现在是专力铲共了。要告诉他们，匪不肃清，军队决不开走。”
何成濬说：
“所以，我们必须有健全的宣传机关，作有力的宣传。从前各军队的政治部多半不得力，拟呈请总司令组织一种很好的宣传机关，或另想好的办法。湖北省由民政厅在省务会议上提出一个办法，通饬各县切实施行。”
李鸣钟说：
“重要的是要改良政治，把民众组织起来，使之精诚团结，和我们水乳交融，才可以把共产党打倒。”
范熙绩说：
“组织民众，应该要有好县长，认真去做，不怕死、不要钱，和党部合作，才有效验，组织民众，军队是不行的，党政人材去办，方能持久。”
朱怀冰说：
“共匪作乱，完全是民变，民变要用民力来制，组织民众，是以人民为主体，要用政治党务的力量来促成。要军队去帮助，尤要好县长、党政军合作，才可发生效力。”
岳维峻说：
“要搞好宣传，必须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推举地方上智识完备、宗旨纯正，兼负众望之正绅，组织人民团体，与县政府及军队通力合作，除莠安良，宣传正义。二是从肃正士习人手，学校青年，志性不定，被惑者最多，此时宜使各学校从改正人心人手。此乃治本办法，至军队不过治标而已。”
萧之楚说：
“我国闹匪，迄今数十年，尚不能肃清，前为土匪，今为共产党，均为贫民之变相，如将各部所俘之匪共全杀，实不胜其杀，若释放回家，他的生活问题仍不能解决，就不得不挺而走险，再入匪途。将各部所俘的匪共及地方无业游民，协同县长，考查清楚，次第送边境开垦，庶可免其在内地作乱。”
陈诚说：
“我们要剿灭匪共，凡军事上政治上等等设施，均须取信于大多数民众，万不可扰民。近来匪区民众有一种口号：‘宁给匪杀，不要兵来。’民众都感到兵不如匪，我们以兵剿匪，如何而不感困难呢，我们因为不体察这‘不怕有枪炮的匪军，只怕无枪炮的民众”的原则，恐怕还要每况愈下了。”
何成濬无可奈何地说：
“用人很难啊，如今一班县长真是又怕死又要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