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来看看红军中央苏区的情况。按理说，在目前国内一片抗日救国的声浪中，蒋中正和他的国民政府面临着巨大压力，已经分不出精力考虑对苏区的大规模围剿。对于中共来说，无疑是一个发展的大好时机，红军也应该有一个较大的发展。问题是，如果这个有利时机把握不好，取得发展的有利时机就会稍纵即逝，甚至还会因为对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而遭受挫折和失败。
让我们来看看有关中共领导班子的一些近期情况。
就在一年前的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二十二人外，还有全总、海总、铁总党团和团中央等单位十五人。这次全会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主持的，陈绍禹在会上概述了会前他根据国际文件写成的题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的观点，指责李立三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指责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未加以丝毫的揭破和打击，在主要问题上继续着立三路线。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还要“左”的观点。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等通过这次全会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全会通过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中央四中扩大会告中国工农红军书》、 《中国共产党中央四中扩大会告在狱革命战士书》等文件。
全会撤销了李维汉、贺昌二人的中央委员职务；补选韩连会、王尽仁等九人为中央委员；撤销了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三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出周翔宇等九人为政治局委员，毛咏芝等七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向忠发、周翔宇、张国焘三人为政治局常委，向忠发任总书记。
陈绍禹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十一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习努力，能说一口流利俄语，深得米夫赏识，进入直属斯大林的小团体。一九二七年二月，米夫率联共一工作小组访问中国，并出席了五大，陈绍禹任翻译。中共六大，陈绍禹也参加了翻译工作。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他也担任了翻译。以马克思理论家自诩。
一九三零年，米夫被派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一九三零年底，陈绍禹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次年一月，中共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陈绍禹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工作。三一年九月，陈绍禹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由秦邦宪担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
一九三一年六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斯大林指示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陈绍禹为代理书记。同年九月，党中央机关遭到破坏，陈绍禹随米夫去苏联，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央政治局同时也决定，周翔宇赴中央苏区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秦邦宪、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二十四岁的秦邦宪负总的责任。
秦邦宪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早年就读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一九二五年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四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
一九三一年九月一日，远在苏联的陈绍禹向中央发出了长达一万二千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对毛咏芝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批评。
《指示信》说：
根据××同志来此的报告，中央很欢喜的知道最近八个月来中央苏区党所领导的红军与群众的艰苦奋斗的情形，中央苏区现在正处在与敌人长期的艰苦的内心作战状况中，敌人倾全国的力量来进攻苏区与红军，单在江西便有二十师以上的兵力，你们正依靠着红军，围绕着广大群众，继续冲破敌人的“围剿”。但这一苏区根据地还很流动，与周围苏区还没打成一片，群众的积极性还没充分的表现出来，苏维埃临时中尖政府也还没建立，而非苏区群众的拥护苏维埃运动又很微弱，这些都使你们执行阶级战争的任务更加严重，需要你们以最大的努力来实行国际和中央的一切指示。为着这个中央必须给你们以新的指示。
《指示信》首先肯定了苏区取得的五个方面的重大成就，接着指出：
但并不因为有了这些伟大的成功，我们便不需要执行严格的自我批评来检查中央苏区还存在着的错误和缺点。恰恰相反，只有我们愈加认识和纠正了我们的错误和缺点，我们的成功才能愈加扩大和巩固，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这种错误表演在巩固根据地和红军问题上头；
第二，这种错误表演在解决土地农民问题上头；
第三，这种错误表演在党与政权的关系和群众在政权中的作用上头；
第四，这种错误表演在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上头；
第五，这种错误表演在党内和群众中缺乏思想斗争和教育工作上头。
《指示信》概括说：
综合这一切的错误与缺点，很明显的看出中央苏区对于工人对雇主的斗争，农民对消灭地主阶级的斗争，贫农雇农对富农的斗争，整个苏区的工农劳苦群众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区的斗争都还缺乏更宽度〔广〕的发动，而没能使之达到极高度的尖锐化。造成这种错误的最根本原因，无疑的是由于阶级路线不明确和群众工作不充分，这对于进行阶级战争的基础的推广和力量的增强是要受着很大的损失的，而首先要影响的便是红军的巩固和扩大与他在长期作战中所遇到的困难。
《指示信》说：
在这里中央必须指出，党中央过去对于联合富农政策的错误，立三路线的领导，三中全会得和路线的影响，这是造成苏区错误的主要来源，苏区群众在实际生活中对于这种错误路线的反抗，苏区党的领导在许多政策上决定的正确，红军的英勇团结，是战胜这些错误的有力的前提，但我们同时要指出只有在中央局扩大会后，苏区才向着国际路线转变，而且在这一转变中间，你们对于上述的根本错误，也还没有深刻的了解与执行及时的纠正。
关于如何夺取红军的胜利，《指示信》指出：
红军愈加胜利，反动统治总要用他最得力的力量来作最后挣扎，并且帝国主义还要来直接组织他们，但因为他们中间的矛盾无法消灭，尤其是因为苏维埃运动已遍及长江流域而群众斗争又日益发展，他们便不能不以全部力量都集中到一起来进攻一三集团军与中央苏区。
在这里我们有坚决的信心，只要中央苏区能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围绕着红军与敌人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战斗，你们必能继续冲破敌人的“围剿”，瓦解敌人的主力，以实现一省几省首先胜利。
因此，现在中央苏区的中心任务应是：最大范围的发动群众，巩固并扩大红军，支持长期的艰苦的阶级战争，以冲破敌人的“围剿”，并扩大苏区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这个根据地上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最大限度的实施苏维埃政纲。
关于各个击破的军事策略，《指示信》说：
在军事策略方面，集中红军主力，实行各个击破敌人，这是我们的原则，但不是说要集中主力，便连一部分的必要的分兵配备去发展游击战争，去巩固后方，去袭击敌人的力量都不要了，也不是说只有诱敌深入的办法，才可各个击破敌人，在力量许可时，我们还要用追击敌人的办法来消灭敌人。这一切都是巩固根据地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就是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国内战争必要条件。没有这，战争的胜利是不会巩固的。
但我们同时要指出：红军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与小团体的观念，这在红军已在进行大规模战争与担负着争取一省几省首分胜利的任务是不相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