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投下原子弹后的不到20年时间，全世界就增加了4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分别是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这些拥核国家都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担任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当这些能以彼此间的互动影响着人类命运的国家都具有了核武器所赐予的毁灭世界的能力，核武器对于上述提及的战争目的就不再具有正向的战略意义了。简单地说，它的使用就不再能为任何参战国家带来原本想通过战争来获取的利益了。那么，此时核武器对于战争就只剩下一种意义——报复性使用。
当处于战争状态的双方或多方国家，其中一方面临终局性的败势，出于向敌国报复，于是就使用核武器，然后对方又以报复回应报复，参战国之间陷入全面核战，最终同归于尽。而这番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末世景象，当然并非那个被粉碎的美梦的替代品。
基于先前论述，如果说拥核国家会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就等于是说这些国家的统治阶层会在自己的统治权威受到别国挑战或颠覆时，以摧毁一切的方式实施报复。这种观点的成立需要以下述两种状况之一作前提。
要么，该国的领导阶层全是如土匪一般的亡命之徒、无赖之辈，他们除了自身利益以外没有任何价值信念，当自身利益受损，他们就不在乎甚至乐意于让世界与他们陪葬。虽然出于意识形态或民族情怀的驱使，某些人会把受自己敌视的国家作如此论述，但事实上这绝非拥核国家的实况。要发展出足以对其他拥核国家产生实际战略威胁的核武数量，其所需的科研和工业水平必须依靠足够大的经济体量来支撑，而这远远超出一个如土匪般的领导阶层的治国能力。因为庞大的经济体量需要高度凝聚的社会来提供生产力，而人类作为部落式的群居物种，天然地就会对超出自身族群固有人数的成员产生排斥，因而一个领导阶层必须以具有普世意义的抽象价值信念才能凝聚起动辄千万的庞大人口，为经济发展注入充足动力。而根据制度的不同甚至可以对所使用的普世价值作简单区分，推崇资本主义的国度用的是自由，推崇社会主义的国度用的是平等，推崇种族主义的国度用的是优越感。即使是残暴如纳粹德国，专制如共产苏联，他们的统治也是建基于一套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体系的，只是从事后看来他们的理念与现实的运作规律有点背道而驰而已。
要么，该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信仰是他们价值和法规的根源，这样的话，战争之于他们就有可能并非现代战争而是宗教战争的意义。由于宗教战争的目的主要是对自身信仰的维护，这种维护无法通过任何讨价还价的协议达成，非彻底铲除异教分子而不可终。而宗教信仰为人提供的价值是可以延申至死后的世界的，甚至以此为归宿，因此以宗教之名的战争行为就有可能穷尽摧毁的尺度，甚至同归于尽。更有甚者，信仰的力量会让人感觉无比强大，从而自信于较敌人更能重生于经受末日洗礼的劫后世界，更为必要时同归于尽的战略取向增添拥趸。然而对于经济体量这回事，宗教信仰所提供的作用力可谓凝聚有余生产不足，毕竟驱使人们准时通勤、通力合作地大搞生产的不是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操，而是对于丰裕物质生活的庸俗追求，在满怀对善终于天主国度的美好憧憬下，信徒们或许有勇气绑上炸弹轰轰烈烈地上演烈士戏码，却绝无心思捋起袖子频频噗噗地创造万恶财富。
核武器的破坏力已超出战争所需，因此它的作用本就脱离于战争而存在，成为了一种独立的斗争手段，而这种斗争的目的则被核武器的强大威力限定死了唯一内容——毁灭。但正如上述所说，催生这种斗争的两个前提状况现时并不存在，也难以存在，因此用以取代那个已经悄然终结的美梦的噩梦情节，并非这种脱离现实的斗争所带来的末世景象，而是基于这种景象反推而成的那种局面的终结。那种局面的名称对比起“世界末日”或“人类大同”这些词汇更具现实色彩，它叫和平。
战争与其他所有发生于国家层面的斗争虽然有形式上的区别，却没有本质区别，皆是出于逐利的目的而对他国统治阶层的统治权威实施挑战，而这种挑战是有可能以任何形式获得成功或失败的。简单地说，非战争形式的斗争，也可以使得一国的统治阶层面临如战争中的败势。曾流行于中亚和东欧，由被经济制裁所间接引发的或直接受发达国家支持的颜色革命就是典型例子，而发达国家之间的保护主义贸易摩擦引起各国政府纷纷从自由派至保守派乃至民粹化的转变则是温和体现。因此，如果说一国的统治阶层会在其统治权威面临颠覆时，通过摧毁一切向其对手实施报复的话，那这种报复就皆有可能发生在战争方式或非战争方式的情况下。否则，如果这种报复绝不会出现在以某种形式进行的国际斗争中的话，那就有理由相信这种报复并不存在，起码并不存在于具备发展足够核武数量的经济规模的国家间。
后冷战时期，成功颠覆领导阶层统治权威的斗争在拥核国家或有能力快速发展核武的非拥核国家间屡有上演，却从未发生过上述报复，那么反向推导可得，既然核武器的存在并没有杜绝这些国家之间的非战争形式斗争，就没有理由相信它会杜绝战争形式的斗争，因为两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别。
但二战以来，核战的威胁却的确杜绝了大国间的热战，活生生地为世界带来了近八载的和平与蓬勃。然而这只是一个假象，一个建立在各国对核威胁作反向假设的假象。
核武器对于战争的杜绝是出于各国领导阶层的一道心理关口，他们认为既然真正意义上的同归于尽已经成为一种可操作的选项，那么如果以战争方式把对方逼疯了，对方就会采取这种选项实施报复，而这种结局是自己不能接受的，因而战争就在各国的互相避讳中被避免了。《核不扩散条约》就是由这种心理关口驱使下的产物，而一个对于由核威胁所带来的和平来说颇为致命的真相就隐藏在这道心理关口之下。
核武器的真实威胁是在于各国害怕他国会对自己率先使用，然后自己被迫还击，因此对核武器进行限制的一切国际协议其实都只是各国的自我保障，而并非一种互惠的对等协议，因为各国都认为如果他人没有率先使用核武，自己就绝不会率先使用。然而，除非真有其中一个拥核国家的领导阶层是疯子当道，否则这道心理关口其实本来就同属于所有拥核国家，因此当这种心理随着外交的深化逐渐浮于表面，那核武器对于战争的防止作用就会被抵消掉，因为各国都已经明瞭，其实大家都接受不了摧毁一切同归于尽的结果，因而大家都不会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而看似为和平提供保障的《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署，和它对于即使是非签署国来说也无容忽视的重要性，恰恰使得各国其实都不会使用核武器的心态摆上台面，这样，各国在这种核武器限制协议的撮合下纷纷放下成见，重获对他方人格的信任，达至不再害怕核武会在战争中被使用的共识。
再者，暴力倾向深深刻录在我们的基因当中，任何文明的教化都无法洗去它在我们人性中的烙印；好了伤疤忘了痛的特点，是经受过自然选择的考验而被以激烈竞争换取生存资格的动物界共同保存的基因信息；二战以后，战败国纷纷获得蓬勃发展，恰恰就提供了绝佳论据，说明战争只是一个竞争游戏，战败是一种并不具有毁灭性的代价。因此当各国适逢战争的苦痛逐渐退却，利欲熏心的势头正在作祟，核武威胁的假象已然消散的时候，人类世界为再次大战一场而摩拳擦掌的时机就全然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