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贝兰托尼的讲述，亚伦随即向他抛出两个问题，“第一，你说奇勒得知被俄罗斯保存的那个头骨并非属于希特勒本人后就确定了一个观点，认为前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是在通过故意制造希特勒之死的疑点来维持外界对于他当初是否逃离柏林的猜想，那是否表示奇勒认为前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有一些秘密活动要借用希特勒的名义来行事，例如骗局组织？而这又引申出第二个问题，奇勒是在苏联依然存在的年代诞生的这个关于苏联行事目的的直觉的，这个直觉不但没有因为苏联的解体而打消，反而被它加深，直到苏联已经不复存在的年代这个直觉在俄罗斯身上得到确认，那是否表示奇勒认为苏联的解体其实是苏联的当权者们有意为之，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则延续到现在的俄罗斯？”
“你的第二个问题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等我说了更多后续的事情你就会有更明确的推断，这里先让我卖个关子，但我可以告诉你，直到目前就我所知，奇勒有的也只是推断，并非确凿事实，至于你所说的奇勒可能正在进行的计划我是一无所知的，因此我不敢肯定他是否已有了新的线索。
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即苏联还是对希特勒之死保持模糊态度的时候，其实世界是普遍接受希特勒在地堡里自杀的说法的，反而是进入七十年代，苏联表面看来为了确立这个论调而有意展开的措施却激起了人们的怀疑，他们每次对外提出的看似能证实希特勒自杀论的证据，最后都好像有意无意地显露出疑点，这就显得他们的举措多此一举，没有这些所谓的证据之前人们反而更加信服希特勒之死。当到了2009年，俄罗斯以有史以来最有可能能证实希特勒之死的证据试图再次证实希特勒自杀论，最后却还是出现疑点，奇勒就相信他们是故意为之的，以一个公开的名义作掩饰，实际上是要实行相反的目的。而这就动摇了世保局一直以来对骗局组织的理解，因为这个理解一直是建立在希特勒-蜘蛛组织-美国这一关系网之上的，如果苏联有意制造关于希特勒真实命运的疑点，那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都表示他们有可能和希特勒的真实命运有关，这样的话，原有的关系网就因为苏联因素的掺和而失效或者需要重新梳理。因此，在得到头骨的检验结果后，虽然奇勒无法确定骗局组织和苏联的关系，但却对世保局的初始资料所指示的方向提出了严重质疑。”
皱起的眉宇间显露出亚伦深深的疑惑，他自语道：“那为什么在那次会议上奇勒完全没有提及过这些？”
亚伦的疑惑被康妮照单全收，但贝兰托尼却显得更为从容，因为他的故事还只是说了一半。
亚伦回过神来，告诉贝兰托尼，“2014年的时候，FBI对外解密了一批多达700多页的内部文件，其中有大量内容显示美国在战后对希特勒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当时奇勒召集世保局的高级人员开了一个会议专门研究这些文件。我们查阅了解密出来的所有信息，里面并无透露美国最终是否找到了希特勒的下落，但根据文件所显示的FBI获得的线报，和他们对于那些线报的调查报告，我们相信希特勒是极有可能在战后展开了逃亡的。最后基于这点信息，加上解密的文件并无提供任何能推翻世保局原本对于骗局组织是蜘蛛组织变体的定性的信息，奇勒认为那个会议的结果应该是继续维持初始资料所指示的方向。至于你所说的奇勒对于初始资料产生过的质疑，奇勒在那次会议上只字未提。”
“希特勒并非极有可能逃走了……”
“什么？”贝兰托尼的回答让亚伦始料未及，他原本以为自己的疑惑会得到解释。
“他是的确逃走了。”贝兰托尼说。
“可是FBI的文件并无透露这个结果，亦无任何实质证据能证明这个结论啊。”亚伦只是形式性地作答，他等待着贝兰托尼讲述更多他刚才所说的后续事情。
“我们在西伯利亚找到了实质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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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来世保局的官方记录，贝兰托尼向亚伦叙述了这样一段故事。
2009年的莫斯科之旅，贝兰托尼一行人除了对希特勒的头骨作现代法医检验外，还被获准带回一部分关于苏联处理希特勒之死的历史过程的资料副本以作检阅。当头骨的检验结果出炉，奇勒得以坐实那个内心直觉后，他和贝兰托尼就带着“一切表面看来用以证实希特勒自杀论的证据其实都是反证据”的目光查阅那些资料，结果里面一段对于“神话行动”的记载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虽然战后苏联官方并未就希特勒的真实命运作过正式表态，但他们的最高领袖斯大林却极力地对外宣扬希特勒逃走论。当他这个立场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未能获得西方领袖们的应和，几个月后他就有所行动。他身边有一支绰号为“死亡间谍”的秘密队伍，在战时专门为他监控军队和情报人员，以防苏军内部产生叛徒。斯大林召集起死亡间谍的成员，以“神话”为代号展开了对希特勒的搜捕行动。但他们始终未能找到希特勒的下落，最终随着斯大林在1953年去世，神话行动无疾而终。
神话行动当然与1970年苏联官方宣称当年在柏林找到了希特勒尸体的说法相矛盾，从莫斯科带回的资料里对此有所解释。战后，斯大林坚定地认为希特勒逃走论对苏联大有价值，所以他故意制造神话行动，向外界透露自己正在积极地追捕希特勒，借此来扰乱西方国家的视线。但苏联内部那些能对斯大林的权力起到制衡作用的派系却认为西方国家已经表明他们对此并不买账，因此继续实行这种策略纯属浪费资源和时间。但斯大林却固执己见，甚至不惜破坏了一些被苏联掌握的、能证实希特勒自杀论的证据，以维持自己的方针。就这样，苏联对于希特勒命运的态度就一直在斯大林与其政敌的角力中摇摆不定。
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后，由于很多证据和一些与当初搜证相关的资料已被破坏，而且继任的赫鲁晓夫也认为希特勒的命运对于苏联的政策已不再重要，于是就不再纠结于此，任由苏联对此的态度维持模糊的原样。直到赫鲁晓夫被推翻，苏联复辟极权路线，为了搞面子工程，所以就落实了对希特勒之死的重新搜证，结果终于理清了那些被斯大林破坏的资料线索，找到了希特勒尸体的埋葬地，继而对外确立希特勒自杀论，以宣扬苏联纳粹终结者的形象。
套用奇勒的“反证据”视角，将斯大林为宣扬希特勒逃走论所作的坚决行为归结为固执己见实在尽显草率之嫌。于是奇勒和贝兰托尼就再次前往莫斯科国家档案馆查阅了一番关于斯大林的个人解密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