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随丈夫移居苏联就移居苏联吧，怎么就从此让苏联与你那子虚乌有的神秘敌人联系上了呢？”这是贝兰托尼当年原话，奇勒对此作了一番解释。据贝兰托尼所说，自己当年被初认识奇勒时暗藏于潜意识当中对他的看不顺眼蒙蔽了理智，其实根据自己对于战后历史的认识，细细思考就能理清其中缘由。
当今世人对于希特勒最后结局的认识，追根朔源其实主要来自于一份极其简陋的英军调查报告。
1945年，二战尾声，纳粹德国早就大势已去，但残余的战斗力量依然誓死抵抗。4月25日，苏军与美军会师德国，他们把德国划分成两半展开最后的战役，苏军负责发起直攻柏林的攻势。希特勒在柏林总理府的自家地堡里，指挥着残余部队誓死保卫柏林。经过5天共计死伤近80万苏德军队的惨烈战斗后，面对兵临城下的希特勒终于接受了第三帝国早已注定的命运。5月1日，德国官方对外宣布希特勒的死讯。5月2日，苏军攻陷柏林，正式结束了这场早已分出胜负的战争。
作为直接取下柏林这颗纳粹恶魔心脏的刽子手，苏联以纳粹终结者的形象，独享了承载希特勒最终命运的第一现场、与德方签署正式投降协议、并被历史如是记载。
7月17日的波茨坦会议上，苏联领袖斯大林坚决地告知其他的盟军领袖们，他认为希特勒并未真正死去，而是逃走了。本身就各怀鬼胎的领袖们对斯大林的观点和背后的立场动机产生了高度怀疑，最重要的是，他们很不喜欢这个说法。于是，在斯大林眼中由始至终都蛇鼠一锅的盟军领袖们就以英军为代表，派遣一位名叫特雷弗罗珀的英军少校前往柏林作亲自调查。
几个月后，通过对那个经苏军“一番蹂躏”后的二手现场的视察，和对当时在场人员的浅薄审问，罗珀少校总结出了一份有如诗歌般简洁的调查报告上交回国。从此，万恶的西方帝国主义领袖们的心仪观点变得有理有据，他们也就心安理得地对外宣布并教导后世，希特勒于1945年4月30日德国投降前夕，在自己的总理府地堡内与妻子爱娃布劳恩双双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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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希特勒的生死这种事实问题，推崇科学论证精神的西方领袖们竟有着自己的喜好，这当然并非出于被思想和言论自由惯坏的任性使然，反而恰恰是他们基于客观状况严格推论而出的结果。
当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说出他对希特勒真正下落的怀疑后，起码有3点因素在西方领袖们的头脑中瞬间涌现，左右着他们的思维决策。
首先，早在德国正式宣布投降之前，这场战争早就大局已定，然而那些视死亡为归宿、视破坏为己任的纳粹军人们，捧着要为自己的敌人在那个没有了自己的世界里尽可能多地留下痛苦印记的心态，竟然激起了越战越勇的态势。真正的恶魔往往诞生于一无所有的境况中，因为人性的光辉只可能在尚有所求的年华中闪耀。面对如此状况，当时已开始有一种绝望的逆反情绪出现在盟军内部。试想，那些抛妻弃子、舍身取义的正义大兵们，一心想着要从纳粹手上亲手取回与家人团聚于一个和平幸福的世界之中的一线希望。如今那个世界终于守得云开、铁定到来，然而他们接到的上级命令却是“战争尚未结束，战士们仍需努力”，在他们的内心岂能不涌现出万劫不复的感受。正因如此，很多士兵在心理崩溃之下出现了反常行为，轻则裸体奔走，重则残害战友。实质效用本就聊胜于无的心理顾问对此束手无策，唯有切切实实的解甲归田、衣锦还乡才是治本之计。这种情况下，让希特勒有如耶稣般复活绝对是百害而无一利，因为他们对于上帝的信仰或许真假参半，但对于希特勒的仇恨却是实实在在撩动着他们的敏感神经。
其次，真正影响世界和平的是希特勒的势力，而非希特勒的性命，从报应的角度来看待一个势力已经消散殆尽的希特勒，真可谓死得早不如死的巧，气数已尽的希特勒一天未死，一天就还有机会惨死。而从宣传的角度来看，简单易懂是真理，那时候的普罗大众对于量子力学的概念还未吃透，什么“死了但活着，活着但死了”的交缠状态恐怕会惹来一片思觉失调，还不如干脆说他死了。
再者，同盟国中的西方领袖们从来都知道自己其实有两个敌人，纳粹德国和共产苏联，联苏抗德只是权宜之计，消灭了一个敌人后的善后工作，应该全面围绕着对付另一个敌人的战略方针来展开。因而，对于希特勒的生死和纳粹战犯的罪行，当然要根据是否能有效限制苏联的势力作定夺。
综上所述，勿论真假，希特勒死了在各个层面实属有益无害的上乘宣传口吻。
当然，官方论调要获得广泛受落，群众基础必不可少。和浴血奋战的前线大兵不同，民众内心其实并不十分仇恨希特勒。二战向他们展示的并不是坏蛋的威力，而是观念的威力，希特勒真正作为罪魁祸首的，是他煽动了早已存在于一部分人心中的观念，没错，他是纳粹的象征，但纳粹的力量来自于他所倡导的意识形态。而观念的斗争是发生在脑中的，因而对付一种意识形态最好的方法不在于杀了它的代理人，而是转为相信另一种。当无人再相信希特勒所提倡的观念，甚至无人再相信希特勒活着，那才是对纳粹彻底的胜利。于是人们以巨大决心誓必坚信希特勒已死，这种来自信念的力量如此之大，战后经由传宗接代这种至上的幸福追求，催生出了长发飘飘地狠狠相信爱与和平的整整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