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如今事态最为关键，和亚伦本人最为渴望了解的关键人计划相关情节，根据贝兰托尼的叙述，是这样一个故事。
由于当年那场导致法兰死亡和几乎引发世保局内部恐慌的爆炸案实在引起了太多世保局成员不由自主的讨论，当局虽无法完全控制这种讨论在世保局里的传播，但也竭尽所能让自己的控制权在传播过程中有所体现，因而他们索性为这个事件定了一个官方名字——片场爆炸案。名字的由来纯粹出于当年发生爆炸的园区原本的用途规划之一，即影视摄制，但这个名字在亚伦听来却产生一阵内心刺痛，对他来说这可不是什么片场，而是在现实世界中切切实实害死他父亲的案发现场。
但在对真实事态有所了解的人，诸如奇勒和刘小姐等看来，出于维护世保局使命的角度，当局的操作是极为明智的。因为平心而论，无论是当年代表世保局接受任务的时任局长还是授予任务的上头政府，对关键人计划的完整面貌都是无知的，而导致最终悲剧发生的则是他们对自己这种无知的无知，从信息论的角度看，他们并未为由法兰和奇勒来具体执行的任务消除足够多的不确定性，而作为情报机构竟然忽视了消除不确定性在情报工作中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这是致命错误。而在情报界，当无法主动地消除不确定性时，最好的方法并非摸着石头过河，而是按兵不动，这样起码能避免因行动徒添的不确定因素使得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幸好当局及时意识到了错误，果断地让时任局长充当替罪羊，把原本有可能因世保局成员对上头政府的质疑所催生的不确定性，以时任局长个人的判断失误作打包式处理。
为了让上述原则收到最大成效，他们把按兵不动策略贯彻到底。因而，奇勒接手世保局局长职位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停顿”。截至爆炸案发生、法兰尸骨无存之时，世保局对于关键人计划的具体谋害目标、作案动机（或之于骗局组织的战略意义）、执行人员、执行人员与场地的互动关系等信息都一无所知，简单来说就是对关键人计划一无所知，根据贝兰托尼所叙述的奇勒的叙述，这是当年上头政府向奇勒传递的对事态的确切定性。这意味着上头政府否决了那些从国家情报部门获取的归档文件所提供的信息，即他们否决了被他们自行从这些文件中解读出来的所谓有用信息，即维持了那些文件作为无用文件归档的性质。
这马上就在奇勒当年的思维中产生了一个逻辑问题。在奇勒本人的视角看来，法兰和自己在揭幕活动（即爆炸发生）当晚涉足那个园区，是出于一个针对所谓关键人计划的行动任务的名义，而这个行动任务是上头政府向世保局单向授予的，而上头政府对于制定这个行动的依据是基于对那些作无用归档情报文件的自行解读。如今上头政府否定了这种解读，从论证的角度看，就等于是推翻了以下结论“骗局组织命名为关键人计划、以爆炸方式对目标实行谋害的行动引致一名世保局成员身亡”的最初始、最根本的论据，那么这个结论就因此不成立。
当然，爆炸是确实发生了的，但情况就会变为以下论述：上头政府并无任何关于所谓关键人计划的解读，因而并未向世保局授予任何相关行动任务，因而世保局成员就不会在当晚涉足举办揭幕活动并最终发生爆炸的园区，因而这场爆炸就有可能是一场纯属由场地故障引发的事故，并无任何骗局组织的参与。
当然，那样的一起爆炸案件可能最终还是会引起世保局的注意，但情况就会和如今大不相同，而最显著的差别当数现在正是世保局全面接触案件，对其展开调查的时候，而非设法切断与之的联系，确保能从中全身而退的时候。
当然，“敌人”这一因素在片场爆炸案里的缺失只是奇勒当年的一个推测，而这个推测亦可看作是后来苏联进入奇勒视线的诱因，继而引发奇勒随后的调查，继而否定了这个推测。然而风险是无法靠推测消除的，在这个推测诞生于奇勒脑中的当下，他有着更为迫切的任务。
根据保密优先条例，世保局的一切工作都需要建立在一个大前提之上，即其自身对于现实世界的不存在，这导致世保局的一切工作都需要和两个对象打交道，敌人和现实。一方面要追踪敌人的同时坚守阵地，另一方面又要在现实世界当中抹去自己的一切痕迹，而这两者往往是互相矛盾的，而奇勒上任后第一时间要面对的就是因这种矛盾带来的严重困局。
首先，他和法兰作为世保局成员确确实实地涉足了爆炸现场，这点痕迹必须抹去，方法是通过刘小姐来收拾摊子，即以所谓的掩护计划来把两人的足迹在现实层面合理化。但其次，由于在片场爆炸案中，无论是对于敌人的了解还是对于敌人对己方的了解，世保局都处于无知状态，因而任何更多的行动都难以排除为敌人提供反追踪线索的可能性，这使得刘小姐进退维艰。为了最大限度地坚守保密优先条例的原则，奇勒实行了以下策略。首先，掩护计划是刚需，是无法省却的，因而他让刘小姐使出最高的专业素养，以最高效率来完成这道工序；随即，世保局进入全面退守的状态，从足球的角度看，就相当于围起了一个意式铁通阵型，而现实角度的具体操作，则是除了尽可能维持原有情报资源不间断外，停止一切新情报的主动获取。世保局停掉了一切新的调查任务，进入待机状态。
当然，这种状态严格来说仅存在于战略意义之上，并不具有行政性质，因而它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可谓无从讨论，重要的是它催生了世保局后来越发保守的战术理念。而当“风声逐渐放缓”以后（据贝兰托尼描述，这是奇勒原话），奇勒就开始了他脱离于世保局运作系统的“个人表演时间”（根据后来的官方记录，这是亚伦的后加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