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大约在公元前280年出生，后世人尊称其为“韩非子”或“韩子”，战国时期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人。
年轻时期，他与李斯一样都是荀子的学生，但是他更加聪明才华出众，李斯自叹不如。
尽管他以荀子为师，可他没有继承和发展儒家思想，反而对“喜刑名法术之学”情有独钟，并研究了黄老思想，进而继承和发展了法家思想，最终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
在战国时期的七个诸侯国中，韩国的实力最弱，而且日渐衰落。
韩非曾多次向韩王进谏，建议变法图强，革除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弊政，但他的建议始终未被采纳。
韩非郁郁不得志，开始从观察他人的得失变化中探寻“由弱变强”的道路。
先后写下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篇章。
韩非的思想和理论非常直接，就是为君王服务，维护和巩固君王的权力和地位，确保其至高无上的地位。
战国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维护政权，迫切需要适应他们的理论指导，而韩非的法家理论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韩非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融为一体。
第一次指出“法、治、势”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
地主阶级要实行政治革新，彻底消除奴隶制度，韩非指出只有通过变法才能实现。
国家必须实行法制，因为法制是国家最基本的规章制度，也是立国的根本。
除了君王之外，所有臣民都必须遵守法制。
韩非指出，对待政府官吏，应该依法而不是非要依靠才能任用，必须进行严格的考核。
他继承了商鞅“以刑去刑”的思想，主张重刑厚赏。
值得注意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法制不应偏袒贵族”的思想，指出刑罚不应该避过大臣，赏赐不应该忽视平民。
这对于消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正义具有重要影响。
韩非认为，要实行法治就必须掌握权势。
在他看来，统治者如果想成功治理国家，就离不开人为创造的势力。
统治者不仅要掌握政权，还需要利用这种力量来制定法制和运用谋略，驾驭人民。
如果只有法制和权势而没有谋略，政权将不稳固，君王也无法获得利益。
因此，他同样强调谋略的重要性，认为谋略是隐藏于胸中，用来处理各种情况和操纵臣民的工具。
君王不轻易表露出来，但赏罚的权力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法制、谋略和权势的统一结合，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政治思想体系，这个体系成为封建地主阶级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工具。
除此之外，韩非在继承、完善和发展老子的思想方面有着重要贡献。
他提出“道”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基本元素。
韩非对复古主义持坚决批判态度，主张世界变化，事物也会随之变化。
在辨别事物的真伪和价值方面，韩非提出了参验的方法，并从新兴的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一套新的伦理学说和社会学说。
他非常赞同荀子的性恶论，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人天生贪利的观点。
正是这种贪利的追求，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因此，利益关系是人类唯一的社会关系。
追求利益、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不仅不应该受到谴责，而且应该成为国家奖惩的依据。
后来，韩非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了《孤愤》和《五蠹》，对韩非的才华和见识非常赞赏。
然而，他不知道这些著作的作者是谁，便询问丞相李斯。
李斯实话实说，秦王嬴政这才知道韩非的名字。
为了见到韩非，秦王嬴政派军队进攻韩国。
尽管韩王一直没有重用韩非，但是此时情况紧急，同时面临群臣的压力，于是就派韩非出使秦国。
秦王见到韩非后十分高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这让李斯感到不满，他担心自己的地位不稳定，于是对韩非进行了诽谤。
秦王嬴政也担心韩非是韩国宗室的身份，因此并没有立即重用他。
公元前233年，韩非上书劝谏秦王，建议先攻打赵国，然后再攻打韩国。
李斯和姚贾等人抓住这一建议，向秦王嬴政进谗言，说：“韩非毕竟是韩国贵族，他肯定会全力保护韩国，而不是竭力为秦王统一天下服务。”
“如今大王留他不用，放了他又等于放虎归山，不如找个罪名杀了他。”
秦王嬴政听后，觉得李斯说得有道理，于是将韩非交给执法官审判。
李斯趁机给韩非送去毒药，韩非想面见秦王嬴政，向他陈述自己的心迹，却被李斯设计阻止。
等到秦王嬴政想要赦免韩非时，韩非已经被杀害。
韩非是先秦时期最后一位法学大家，他的法家思想。
如：法治、建立中央集权政权等，都体现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需求，也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他所创立的封建专制理论和法家学说在当时独占鳌头，为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国的统一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