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让父亲领着我们在村子里转转，父亲说：“这里变得我也认不出了，原来的房子都不在了，路也重新修过。”
我问：“我爷爷家的房子还在吗？”
“那倒在，一直空着，快塌呀。”
父亲便带着我们在村里寻到了爷爷的旧房，土坯盖的，被风雪剥蚀得没有棱角，院墙塌下一堆，和村子里其他镶着白瓷砖门面的红砖瓦房显得格格不入。
小果拿出手机，不停地拍照；本来想进屋看看，又怕危险。
我又问：“郭晴阿姨住的房子还在吗？”
父亲没说话，前头走了。我们便跟上。走了一会儿，在几座大瓦房中间，看到一个土坯院子，修整得却齐整，外面刷了白灰，院墙外的铁丝上，挂着几片鱼网，显然是有人住。
父亲说：“就是这里，河北人老赵住着，他不种地，在乌加河打鱼。”
我看到小果捂着嘴，怕自己哭出来，眼泪在眶里打着转。
我握住她的手，给她些精神支援。
她拉着我走得远些，低声说：“这房子我见过，我妈保存着一张黑白照片，就是一家人站在这里照的。我妈说，是村里来了个照相的，全村人谁也不照，就我姥爷非要照一张不可。”
父亲仰着头，面对院子，满脸虔诚，像是在瞻仰着一座远古时代的伟大建筑，与古代先贤们交流着智慧。
小果调整了下情绪，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
这时，一个花白头发的老汉从屋里出来，看着父亲，显然不认识；看了一会儿，走过来问：“你们瞅啥呢？”
“哦哦，不瞅甚，路过。”父亲说。
第二天，在我和小果的执意要求下，我们又去了牛轭弯村，也就是三红那个村，也就是郭晴阿姨家在内蒙最后住过的那个村。
一路上，小果不停地拍照和视频；父亲坐在后面，不问不说话。
车的左侧是成片的农田，各种农作物就像阅兵似的整齐地排列在田野里，笑容灿烂的向日葵，亭亭玉立的绿玉米，挠首弄姿的红高梁，匍匐在地表绿油油的籽瓜蔓……
右侧是成排成排的树，下面还有一窝一窝的灌木丛，漫山遍野，郁郁葱葱。
我问：“大，不是有个沙窝吗，我咋没看到？”
父亲说：“右面就是，现在都种树了。”
快到中午时，渐近牛轭湾村，父亲咳嗽一声，说：“慢点。”
我便减了速，又走了一会儿，父亲说：“停一下。”
我把车拐下油路，停在土基上。我们下了车，父亲走到路基下的田堰上，站在那里自失地笑了，一边拿脚丈量着地面。
我问：“这儿有甚了？看把你乐的。”
“有甚？有你了哇。”
“啊，我就在这儿被你捡到的？”
父亲点点头，脸上呈现出得意的表情，比划着说：“这儿原来有堵破墙，那么个三角，你正好在那个三角里，要不你也活不了。”
活了三十多年，我第一次来到自己的出生地，却是这么个方寸之地，一时百感交集。
小果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幽幽地说：“感觉就像在做梦。”又开玩笑说：“你妈就是在这里坐的月子。”
这时，从远处走来一个老人，扛着锹，驼着背。他边走边向这边张望，走近了，高兴地喊道：“啊呀，是国庆哇，有些年不见你了。”
我问：“大，这是谁？”
父亲说：“三红。”
三红走近了，瘦干瘦干的，倒和父亲描述得不很一样，或许这么多年，他变了吧。他已七十多了，满头白发，满脸褶子。他的褶子让人触目惊心，脸上，手背上，看不到一点肉，就是一层干皮裹在骨架上，木乃伊似的。
父亲说：“你个泡是咋了，瘦成这个样？”
三红把锹扎在地上，说：“咋了，得病了哇。”
“甚病？”
“淋巴癌。”三红蹲下来，“查出两三年了，反正还活着，倒是合作医疗解决了大问题。管球他哇，活一天算一天。”抬头看看我，“你小子？”
“嗯，三十多了。”父亲也蹲了下来。
“嗯，蛮好的。”三红望了望我的车，“开上车了，你当年要是有这个东西，就不用把腿跑断了。”又望望小果，“老徐，你发现没，这娃娃和郭晴长得简直活脱了，你儿媳妇儿？”
父亲说：“他们正在找对象呢，还没结婚。”
三红又望望我，向父亲说：“你这是送儿子来了？”
“送甚儿子？”父亲疑惑。
“你不知道？”
“不知道啊！”
“那你算是来着了。”三红说，“当年他妈扔了她，后来嫁了个人，死活生不出孩子，又后悔了，到处找他。”指了指我，拍拍自己的嘴巴，“我这嘴可是铁打的，谁也没给说。我寻思着等你来了跟你商量商量，正巧你就来了。”
我吃惊地张大嘴巴，小果不安地望了望我。
父亲说：“你慢点说，我咋没听明白呢？”
三红咳嗽了几声，把话有条有理地说出来——
他妈，就是我们村老白家的大闺女，叫白莲。这个白莲在二十三岁上和村里的胡存良好上了，但是老白两口子不同意，嫌胡存良家穷。
这个白莲也是个硬茬子，父母不同意，她就干脆和胡存良把生米煮成了熟饭，怀上了。可惜白莲看错了人，胡存良真是个灰个泡，白莲怀上以后，他就跑到城里做买卖去了，一走没个影儿。
白莲左等右等，胡存良不回来，她就这么把他（指我）生下了。她家对外人瞒着，谁也不知道，可是家里吵成了一锅粥。就在那年腊月二十二的晚上，下着大雪，老白让两个儿子把白莲按住，白莲料到老白要扔娃娃了，就拼命地哭，一口气没上来，就晕了。
老白把娃娃裹好，放在一个箩筐里，扔在了这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