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云变幻的三国乱世，曹操以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崛起，逐步统一北方，重建国家政治秩序。然而，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道德秩序瓦解，各路势力纷争不断。曹操麾下人才来源复杂，既有败降之将，也有不同社会势力的代表。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维持统治，激发各方力量为新政权服务，同时又能有效约束他们，使其忠诚于曹魏体制，成为曹操面临的重大政治课题。经过深思熟虑，曹操选择构建独具特色的特务政治体制，以此作为巩固统治的关键手段。
传统监察与特务体制的交织
传统的监察制度在曹魏时期呈现出军民分治的特点。军事领域，护军监军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出征时，曹魏不仅精心挑选统军将领，还将将领和官兵的家属作为实质上的人质，以此确保将领的忠诚。同时，选派皇帝身边的近臣侍从担任护军，对战役集群进行政治领导与战地指挥监察。一般而言，方面军性质的战役部队设护军，单独执行较小战役任务的部队则设监军。此外，中央军事统帅机构还设有刺奸将领，进一步强化军事监察。在民政方面，曹魏延续传统，设有御史和官员考级系统，并且将人事任用与考察大权牢牢掌握在统治者手中。
然而，面对人心不稳的现实，这些传统监察制度尚不足以满足统治需求。于是，曹操创建了校事制度，这一独特的秘密监察体制，堪称曹魏乱世政治的一大特色。它是对传统监察体制的再监察，其监察范围覆盖官民全体，权力直达皇帝，形成了一种超级秘密监察体系。
无孔不入的校事制度
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校事制度自曹操时期创立，历经曹丕、曹睿等多位君主，始终是曹魏统治的重要工具。《三国志·高柔传》中多次提及校事的活动，如“时置校事卢洪、赵达等，使察群下”，“校事刘慈等，自黄初初数年之间，举吏民奸罪万数” 。这些记载表明，校事在曹魏政权中存续时间长，且工作效率极高，短短几年间就查办了上万件官民违法案件。
校事制度有着鲜明的特点。首先，校事仅有秘密监视和接受检举的权力，并不参与法律审判与刑罚执行，他们将侦察到的情况直接密报皇帝，再由皇帝批转给廷尉等司法机构处理。其次，校事直接对皇帝负责，其设置与人事任免完全由皇帝掌控，与常规的官僚选拔考核制度毫无关联。最后，校事机构有着固定的办公地点，全国军民都知晓可以前往举报，甚至出现下级官员向校事检举上司的情况，这充分体现了校事监察的广泛与深入。
以小人制君子的权力逻辑
有趣的是，担任校事的人员多为出身低微、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如曹操时期的卢洪、赵达，魏明帝时期的刘慈，他们在正史中鲜有记载，完全不同于家世显赫的传统官僚。对于为何任用这些“小人”担任校事，曹操与高柔的一段对话揭示了其中缘由。高柔曾劝谏曹操，指出校事们凭借皇帝赋予的权力作威作福，扰乱行政秩序，建议对其进行整治。曹操却坦言，这类鸡鸣狗盗之事，君子不屑为之，唯有这些小人愿意充当秘密警察。他还以秦末叔孙通为例，说明若没有校事监察，官员们可能会像叔孙通那样报喜不报忧，隐瞒实情。曹操此举，一方面是为了获取士大夫阶层的合作，另一方面也是对他们的一种警告，通过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实现以小人管制君子的目的。
然而，这些小人终究只是权力的工具。当他们的行为引发众怒，或者不再符合统治者的政治需求时，便会被轻易抛弃。正如赵达等人因奸利行为被揭发后，曹操将其处死，以此向高柔等士族官员示好。这也反映出古代小人政治的特点——小人既是权力的执行者，也是随时可被牺牲的棋子。
鼓励告密的残酷政策
除了校事制度，曹魏还推行鼓励全民告密的政策。魏明帝时期，严禁官民猎捕皇家禁苑的鹿，违反者处死，而举报者则能获得丰厚赏赐。魏文帝曹丕即位后，延续了秦和汉初的妖言告发制度，对妖言者严惩不贷，告发者予以重赏。这一政策导致社会上诬告之风盛行，人们纷纷利用法律来解决个人恩怨。直到曹丕颁布《禁诽谤令》，规定敢以诽谤相告者，以所告者之罪论处，才遏制住这股歪风。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妖言罪还是诬告行为，其刑罚往往都是死刑，可见曹魏时期告密政策的严酷。
即使是被后世称为明君的曹丕，也难以摆脱皇权的残酷性。《高柔传》中记载，曹丕因与鲍勋有个人恩怨，便不顾法理，执意将其处死。为了绕过坚持司法公正的高柔，曹丕先将高柔召入宫中，同时派人在廷尉监狱对鲍勋严刑拷打，直至将其折磨致死。这一事件充分暴露出皇权在特务政治下的恣意妄为。
曹魏时期的特务政治，是乱世中统治者为巩固权力而采取的特殊手段。它反映了古代皇权政治的复杂性与残酷性，也让我们看到，在权力的游戏中，制度的设计与执行往往服务于统治者的利益需求。这一段历史，不仅为我们研究古代政治提供了独特视角，也警示着后人对权力应保持足够的警惕与反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