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十四
从1980年起，太行煤矿的拆迁工程开始了。
拆迁范围就是附近的南、北、中边寨和池水村，已经探明煤的储量很大。拆迁是个具体复杂的工程，当时还缺乏国家的统一政策，市里指定县里作为村庄拆迁的主要负责单位，主管农业的大禹县副县长梁大光就是拆迁工程的主要负责人。
是金子总会闪光。梁大光虽然被降级安排为县武装部的副部长，但依然踏实、肯干，分管的征兵、民兵训练等工作业绩突出，屡受表彰，群众威信也高，两年后，就被提拔为部长。河南、山东交界处黄河修分洪闸，据说是亚洲最大的分洪闸，100个闸口，动员附近的各县参加大会战，大禹也在动员的范围内。因为有协调驻军参与的任务，大禹附近有个兵站，梁大光就成了大禹县的大队长，率领战士、农民，特别是调用了上百辆大型挖土机投入战斗。整整一个冬天，梁大光发扬了部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优良作风，抛下娇妻“七仙女”和一个嗷嗷待哺的男孩子，顶风冒雪，没日没夜，吃住在工地，超额完成了任务，受到上级领导的好评，在报纸上露足了脸，一时成为大禹县的轰动人物。年底的人代会上，顺理成章被选为副县长。其实，当时县武装部长也是副县级，但没有副县长的名头更响亮。
孔中庸作为太行煤矿的代表，就是资方，当时用农村土地改革的说法，就是“承包人”也是始料不及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发展成为主旋律，但太行煤矿却每况日下。可能是天长日久的挖掘，也可能煤矿的储量本身就不太充足，10多口矿井渐渐不出煤了，煤矿只好按规定关停、封闭了一批矿井，接近全煤矿的一半，最贴近山区的一大队，就是一矿基本上有名无实了，二矿也奄奄一息，矿工人数锐减，加上各地农村逐渐实行土地承包，愿来的矿工也越来越少，特别是夏收秋种时节，来的更少，且更换的更勤了。许多正式工不得不深入矿井一线。孔中庸给许崇道提过多次：“得增加工钱了，不然，还会少。最好能转正式工，好管理，效率高。”许崇道两手一摊：“矿上也难，你一增加，管理、后勤等人员加不加，都闹起来，矿上受不了啊。正式工不是矿上能批的，市县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农民工更不好办。”但许崇道清楚，虽然矿井减少了，但煤价上去了，每吨已经过百了，矿上的困难主要来自僵死的管理机制，仍然是一系列指标，管供，管销，管利润，管人，管财务等等。比如说人，进每一个人都要市里的劳动等几个部门审批，但就是在困难的情况下，一年却进了几百人，目前，光管理人员快要突破千人。许崇道喊了多次精简人员，但越简越多。一个保卫处快成一个连了，有人开玩笑，都能打仗了。工资略有上涨，但还是大锅饭，工人的积极性没有大的提高，基本上都是“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同时矿上还要承担上学、就医等各种社会福利事业。许崇道多次诉苦，不但没有解决，反而给上级部门留下“不安分”的罪名，也不敢一争再争。有时酒后对孔中庸等“自己人”发牢骚：“一代人干不了两代人的事，得过且过吧。”还进一步引申：李鸿章搞洋务运动，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也羡慕不已，梁启超等维新派鼓动他当总统，他为什么拒绝，就是因为他明白那是后人的事。他也有聊以自慰的事：“四五”运动平反昭雪，大学恢复考试招生，儿子许一蒙和媳妇有都考上了大学，儿子在清华，学化学，和他当年一个专业。他经常鼓励：“好好学，争取再出个唐敖庆，以后有机会留学，帮爸爸圆梦。”媳妇在北大，读的是中文系。
虽然矿上困难，但许崇道对孔中庸还是照顾有加，由于一队不存在了，二队也支离破碎，干脆就合三为一，让孔中庸当了挖煤矿工的总队长，“工资”也涨到30多元，还把聂秀花留下的那间房配给了他。无形中，孔中庸的位置重要起来，虽说不是矿领导，但挖煤是矿上的重中之重，多数人都感觉到他有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但孔中庸仍然和以往一样，默默无闻的经常战斗在矿井里，口碑也越来越好。特别是，1979年元旦刚过，许崇道就拿着一张《人民日报》找他，炫目的大黑体字，头版头条“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让孔中庸感觉一座大山从头上倏然搬开了，夜里又细细的读了几遍，忆今追昔，禁不住热泪盈眶。父亲也写了信，告诉他这一喜讯。当时村里承包土地，家里和其他农户待遇一样，承包了近20亩良田。
那年夏收，孔中庸专门请假回家几天，帮助干点农活，碰到了说他“永远也翻不了案”的语文老师，想冲口质问，老师却笑嘻嘻的说：“回来了，大侄子，有空来家吃饭。”他还带着出狱后的憨杰来了，原来准备留在家里帮父母种责任田，刑满释放人员工作又不好安排。但这小伙子明显不是干农活的材料，割了两天麦子就躺屋睡大觉，说是累的起不来了。孔复礼说，这20亩地不够他们夫妻种的，不用回来帮忙，还是让他跟你回矿上吧，和你住一起，也好看管他。孔中庸点点头，也看清楚了，奶奶年纪大了，干不动农活了，就是年轻点也下不了地，一双小脚让奶奶终日“画地为牢”，但父亲和聂秀花确是壮劳力，犁拉锄钯、浇水杨场等样样都是行家里手，不用再担心责任田的事了。
在村里，孔中庸还碰到了郭森、郭林父子。孔中庸坐着他们拉麦子的马车走了一路。郭森指着沿路金黄的麦田说：“从前，都是你家的土地。”郭森因为反对土地承包，被以年纪大为由，免去了支书职务。郭林一直嘀咕：“农活太他妈累了。”并一再提起梁大光夫妇。孔中庸回应：“有空你去探望探望老领导，我陪你。”
困难重重下，许崇道牢骚之余，还是力所能及的想办法。他早就知道，边寨等附近几个村的地下储煤丰富，又邀请了勘探队进一步探明储量，向市里县里打了报告，经过无数次的争取，终于决定对四个村进行整体拆迁。
许崇道开始想到的矿上拆迁负责人并不是孔中庸，孔中庸还是一心一意地在矿井，也没有想到承包人会落到自己头上。特别是，当时，农村改革方兴未艾，如火如荼，但城市包括工业改革刚起头，承包等词汇还很新鲜，人们往往和投机倒把的商贩、个体户等联系起来，人人避之不及。
经过研究和估算，矿上制定了一年上交200万元的承包指标，号召大家报名。一周过去了，无一人报名。矿上又把上交指标降到了100万，还是无人出头。那时，万元户都是人们可望不可即的目标，虽然煤炭是“黑黄金”，但100万无疑是天文数字。李解放跃跃欲试，许崇道知道他的斤两，轻蔑地说：“上交1000万也不让他瞎折腾，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看到无人“吃螃蟹”，许崇道主动找到生产处处长老楚，请他出山。老楚考虑了两天，找许崇道“婉拒”：“许矿长，老朋友了，我也年纪大了，快该退休了，还是准备安度晚年吧。”老伴还在楚华的陪伴下找到许崇道，一再请求别给“老楚压担子，有高血压等疾病。”甚至最后还掉了两滴泪。许崇道只得又找了两个人谈话，有个和老楚一样，口气还比较委婉，有个却当即给许崇道一个“下马威”：“我不躺那浑水，挣那钱干啥，说不定那天又被打倒了，还踏上一只脚，万世不得翻身。”
许崇道这才找到孔中庸，要他学马胜利、步鑫生等改革先锋，挺身而出，拔刀相助。孔中庸也找了好多借口，如对矿上的管理等请况不熟悉，没搞过拆迁等等，退避三舍。但许崇道却步步紧逼，好像已经没有了退路，还提出，承包费可以逐步上交，不用一次交清，如果不赚钱，甚至还可以减免。看到一直关照、提携自己的领导焦急无主的状况，孔中庸涌动出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感觉，最后咬咬牙：“好，干了，只是领导您得当好后台，经常指点。”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第一次拆迁动员会在涌泉乡政府召开，孔中庸和梁大光首次见面了。会议一开始，困难就接踵而至。
刚宣布完拆迁方案，其实事前已经与四个村子沟通过，征求过意见。但南边寨的“二赖”却跳了出来，义无反顾地当起了“拦路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