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我轻呼一声，哽咽了，过去从后面抱住了他。
他抬起一只手，抚摸着我的胳膊。那一刻，从我们的肢体接触中，我体会到了一种血脉相连的感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的眼泪滴落在他的头发上，他的头发一半已白，没白的那一半也褪成灰色。
沉默了一会儿，我问：“那郭晴阿姨呢，你见到她了吗？”
父亲摇摇头，说：“没，我腊月十五背着猪肉从家里出发，她家就在那天搬走的。”
“搬到哪了，你知道吗？”
“知道，和不知道一样。”父亲说，“听三红说，郭晴的妹妹从深圳回来，把她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接走了。那里搞开放，钱好挣，机会多，她们大概就在那里安家了。”
“说不定她们只是去深圳过个年，年后还会回来，你没再去吗？”
“去过，隔几天就去一趟。”
父亲指了指堆放在院子角落的几辆自行车骨架，苦笑一下，说：“骑坏了四辆自行车，一辆飞鸽，一辆永久，一辆凤凰，还有一辆红旗。几年后，她家在那里的房子住进了一户外乡人，我就没想望了。”
我的心口疼了一下。
父亲长出了一口气，又说：“就这样，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终于完了，她没留下一点信息和线索，哪怕一句话，眼看过去二十年了。也好，罪孽就是罪孽，还不清，还清就不叫罪孽了。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大，你别这样说，你没错。”我宽慰他。
“可能是上天安排的哇，她走了，你来了。这么想着，我倒也心安理得了。”
日头已偏西，把房子的影子扯得好长，铺满了整个院子。
我问：“那你再回过老家没？”
父亲没说话，应该是没回过。
我想了想，说：“再过几个月，澳门就要回归了，分别得再久，但血脉谁也割不断。”
两年前，香港回归的时候，我还在乡中学上学，住校，老师特意把电视机搬到办公室门前广场上的红旗下。电视不大，18寸的，上百名学生搬来凳子黑压压地围坐着。坐在远处的，根本看不清画面，但能听到声音，电视机连着房顶的高音喇叭。
零时零分零秒，如号角般的《义勇军进行曲》准时奏响，那特有的、只有中国人才能深刻理解的曲调就像一团火焰燃烧着所有人的心，同学们不约而同地起立，跟着音乐整齐地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没人煽情，却人人热泪盈眶。
“大，”我说，“今年回一趟老家哇。”
父亲没说话，只是用手轻轻地地抚摸着我的手背。
这个暑假，十七岁的我终于弄清了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详细过程，就像经历了一次重生。如果说，十七年前，是我肉身的重生；那么，十七年后，就是我精神的重生。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着一场又一场的死亡和重生，那些旧的、丑陋的、罪恶的、腐朽的事物一个又一个地死亡，那些新的、美好的、善良的、鲜活的事物一个又一个地重生。
就像已经回归的香港和即将回归的澳门，他们在国歌奏响的那一刻，在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旧的死亡了，新的重生了；就像中国，在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那一刻，之前是死亡，之后是重生。
父亲呢，我期待着他的重生。
八月底，我返回了呼和浩特的校园。
这一学期，在一个同学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尝试学说普通话，他让我对着镜子练口型，大声说出来，有含糊不清的字眼儿就去查字典，按拼音读。我承认我先天性语言细胞不全，无论怎么练，都难以把音发准，但我自信了，不怕被人取笑了。
事实上，基本上所有的同学和老师都能听懂我的方言，我的几个舍友，还有我的同桌成华，甚至学会了我的方言，偶尔嘣出几句，生硬却很特别，竟是那样的动听。于是我想，我的夹生普通话，在他们听来，大概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就像一趟晚点的列车，一路急速狂飙风驰电掣，似乎要将浪费的时光赶回来，我也不能落后，踩着节奏，跟着旋律，向前，向前，一路向前……
于是，我很快融入到同学当中了。
甚至，还有个女生喜欢我，不是普通的喜欢，是那种喜欢。她看着我一个人独坐时，就主动跑来跟我说话；看着我衣服脏，就让我把衣服送到她宿舍，她要替我洗。但我没送去，她又说要在周五下午到我宿舍取。我逃避了，躲在录像厅里看了一整天的录像。
我逃避的原因，一是觉得她不是我所喜欢的那种类型，二是因为那个远在广州读书的沐小果，是的，她又给我回信了。就在开学后半个多月的时候，我收到了她的回信，同样是庞中华的行书体，但比上次略长些，写满了一页，她的名字写到信纸最后一格的下面——
徐小糖同学：
你好！
让你见笑了，说好不再回信，我好像自失其言了。好吧，那我不再说类似的话了，说不定某个时候又忍不住给你回信呢，我岂不是很丢面子？
一开学就收到了你的信，看到邮戳日期，正好是我们放假的那一天。它在传达室呆了一个假期，上面积满了灰尘，我还以为它来自于某个遥远的时代呢。可是把灰尘掸去，它露出出了崭新的本来面目，就像这个崭新的时代一样。
你来信说你的条件很差，这没什么，我们都在向前，意识到条件差，就更应该把精力用于改变这种现状上，而不是沉溺于虚构的幻想中，你说是吗？
我虽然没在农村呆过，但我对农村人没有反感，我们吃的粮食，蔬菜，肉，哪样不是从农村来的？我爸妈过去都是农村人，我妈就是你们内蒙的，我爸是安徽的，一个在大西北，一个在大东南，跑到广东打工，才有了我。
所以，我对农村是怀着感恩之心的。
说起我爸和我妈的爱情故事，还很传奇呢。那时，我爸在工地上绑钢筋，我妈在工地上给工人做饭，两人都是大龄青年，我爸喜欢上了我妈，我妈却不喜欢我爸。那时工地上很多人觊觎着我妈，我爸便夜夜守在我妈的伙房外，风雨无阻。
1983年的一场大台风，席卷了整个城市，很多房子被摧毁。睡梦中的我妈被倒塌的伙房压在了废墟里，是我爸救的我妈。在救我妈的时候，我爸的小腿肚被一根钢筋刺穿了，从脚踝斜刺到膝盖，差点锯了腿。
好在经过大夫们的不懈努力，钢筋取了出来，好歹把腿保住了。但我爸却瘸了，所以他是个残疾人。他觉得配不上我妈了，就不再奢望，我妈却主动要嫁给他。她们就结了婚，我爸调了工种，看工地大门，我妈还在伙房做饭。
1984年的冬天，我出生了。
你说是不是很传奇呢？
就此搁笔，祝安！
——沐小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