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以后，杨林和父母又在一起分析。三人一致认为，这次所谓的见面，仅仅只是姐姐正式告知他们她跟王海成的恋情而已，而非让家人去看人户，给她拿主意给建议的。
就是告知你有这么个事儿，你接受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
经过第一次的见面，杨林和父母三人一致不太看好姐姐跟海成在一起。海成太会说，也太能说，你想听什么，他就给什么，给人一种很不稳靠的感觉。
然而姐姐跟海成目前这个状态，事情似乎已经无法阻挡！
当天晚上他跟姐姐打电话，直接了当问姐姐是怎么想的。当时姐姐支支吾吾。杨林便明白她是跟海成在一起。
第二天中午，姐姐先跟父母打电话，探寻父母昨天对海成的看法，杨林当时也在边上。
母亲直接在电话里说了他们的想法。说海成外形倒也看得，只是这个人的家庭复杂，两个娃娃都二十多岁了，以后买房结婚都是面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性格可能不是那么稳靠，说她吃不住这个人，以后难免受委屈。而且这个人长年在外面做工地，不着家，不知道是一个怎样的情况。还是建议姐姐看看再说。
姐姐在电话里说：“他对我好得很！”说着说着她情绪就有点激动，又说：“都这个年纪了，家庭咋个不复杂嘛。但是复杂归复杂，他娃儿都大了，我是跟他过，又不是跟他娃儿过。当初老汉儿跟你结婚的时候，老汉儿咋就没嫌你家庭复杂呢？带两个娃娃，还有一沟子（屁股）烂账！这么多年我们一家人还不是过来了！”
电话里，姐姐拿母亲当年相亲的事情来说事，用言语把母亲打得哑口无言。
后来姐姐见母亲在电话里不吭声，就烦躁地问：“那你们究竟有啥子要求嘛？！硬是的，之前没耍的时候，这个说那个说，现在耍了呢，又这儿不是那儿不是的！烦死了！”
母亲听她情绪十分激动，攥着电话，也是痛心疾首地说：“我的姐啊，我是要让你看准人啊，自己的婚姻得自己过。‘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个衣服穿在身上，冷暖如何；饭吃饭嘴里，滋味如何，都是你自己才晓得的。我这个当妈的，只是想让你看好看准！我们能有啥子要求呢？你这么说，真是完全误会我的意思了呀！”
姐姐也许也意识到自己说话说重了，缓和着语气说：“他人确实不错哒。”
母亲说道：“人错不错，这么短时间也看不出来。你们在一起才多久呢？我是不想你刚出狼窝，又入虎口啊。说起来他是个包工头又咋的，站在我当妈的脚子上，他有钱没钱也跟我没关系，我不图他有钱没钱，也不图沾他啥子光，只图他对我的女好，而且以后没那么多糟心事。姐，你明白我的意思不？”
“我晓得！妈耶，他确实对我好哒。哎呀，不说了，我要上班了，真的心烦！”说完，姐姐伤脑筋地挂了电话。
“听不进去了！”母亲丢开电话，沉着脸说。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又有啥子办法呢？”杨林笑了起来。
母亲说道：“我们不可能硬劝，该说该做的说了做了就对了，以后的事情哪个说得准呢？万一她以后过得好呢？你说对不？过得不好，她也没有话说。总之，我们当父母的脚子站住，你当舅子的脚子也站住，就对了。”
姐姐没再给他打电话，杨林第二天就回到了蓉城工作。他很明白姐姐的心思，这个事情只要说通了父母，一切也就通了，她不必跟他有过多的沟通。
就算沟通了，杨林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影响或改变她的决定。
他突然想起，在培训圈有人说过：世界上有两件事最难，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里，二是把别人口袋里的钱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实际上，作为培训师的杨林认为，以上两件事都不算最难，最难的是，把自己的想法装进最亲最亲的人脑袋里，从而影响他的决定。
因为在外人面前，你可以塑造，可以包装，你可以让人觉得你很有高度，很有权威，从而说服别人。但是在最亲的人面前，你是真实的，是没有高度的，一个没有高度没有权威的人又怎么能说服别人呢？
之后，又过了几天。听母亲电话说，姐姐领着海成亲自上门。海成又是一阵黄河之水天上来，父母两个都插不上话，几下就被搞定了。后来听姐姐开心地跟母亲说起这次上门。她说她和海成离开以后，见海成摸着肚子，“哎呀”一声，长长舒了一口气，神情得意得很。
姐姐和海成这个事情就这么成了。
后来母亲找到机会私下里问她跟海成究竟睡没睡，姐姐这才扭扭捏捏地说了实话，说海成从西疆那天回来，她就半推半就地跟他睡了。
母亲大吃一惊。赶紧问她做好措施没有。姐姐忙说“那肯定是做了的”。母亲再三告诫，她的婚姻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一定要想好才能要娃娃。姐姐满口答应。
没过多久，姐姐放假回到家里，跟母亲商量说，海成让她辞职去永昌镇。
母亲听了这话就问：“不明不白的，咋就去永昌镇呢？”
母亲自有她的顾虑。海成的家在永昌镇的乡下，是一栋两层的小楼，据说还是他前妻帮忙修的。平时虽是老爷子王永胜一个人居住，但是一到年关左近，大儿子王元，小儿子王度，都住在里面。女儿过去肯定也只能住在那里，方便吗？她的工作怎么办？而且女儿这情况，肯定不会办酒，更扯不了证。名不正言不顺就住在别人家里，农村的流言蜚语，背后的指指点点是很多的，这样真的好吗？
姐姐哎呀了一声：“不过去还是不明不白，都是一样的。”
母亲十分忧虑：“如果过去，你辞了工作，生活咋个办呢？”
姐姐说道：“海成说他有安排。”
“他有啥子安排？”母亲追问。
姐姐有些不耐烦：“他说有安排肯定就会安排好，不能说我过去了，他不安排好。你说对不对？妈妈。”
母亲沉默了一阵，说道：“看你安排嘛。”
腊月间，杨林回家过年，姐姐也顺势辞了工作，退了出租房房，杨林和海成去她出租房里收拾东西，由海成叫车全部搬到了永昌镇。
姐姐又在家呆了几天，跟父母说：“今年海成要我去永昌镇那边过年，顺便见见他那些姊妹。”
木已成舟，母亲已经习惯了她的安排，嗯了一声，不置可否。姐姐却一直追问：“妈，你看这个事要不要得？”
母亲笑道：“我说要得不要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觉得要得。”
姐姐说道：“我去问一下老汉儿。”于是又去问父亲。
父亲沉默了半晌，说道：“你妈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姐姐也许知道自己多次擅自做主，伤害了父母家人的感情。只好说海成对她如何如何好，对她如何如何真。当时妹妹李亮正在念高中，放寒假在家里，她还喜滋滋对妹妹说：“你王哥说了，妹妹读书多不容易的。以后还要给你出上大学的学费呢。”
一天吃完午饭，姐姐帮着洗碗，说最近恶心得很，老是想打干呕，想要拿点感冒药吃。
母亲对此很敏感，问道：“姐耶，你莫是有了哟？”
姐姐沉下脸来：“咋个可能呢？都做了措施的好不好！妈你不要乱说哈！我现在怎么可能要娃娃？！”
母亲万分狐疑，但还是选择了相信。因为女儿这个情况，她自己肯定也清楚，前一段婚姻还没有结束，这一段又牵牵扯扯，如果她又要了孩子，那么她再也无法回头了。
事实上，姐姐又骗了所有人，包括他自己！
春节刚过，二〇一六年的正月初三，那时她还在永昌镇，突然打电话过来，支支吾吾跟母亲说他好像确实有了。
母亲在电话里急得跳脚，问她咋办。姐姐说：“海成晓得这事，放心！这个娃儿他要要，得生下来，他有安排的。”
母亲已经明白，她的大女儿如今已经完全听海成的了，海成说什么就是什么。
姐姐电话响起的时候，杨林和父母以及妹妹李亮正在打牌，亲耳听到了这个消息。在牌桌上，一家人又就姐姐这个事情又产生了沉重地讨论。一致认为事情已经再也无法挽回了，这个事情姐姐办得太快了，很多事情实在出乎他们一家人的预料，不知道以后会面临的这样那样的事情，她有没有考虑清楚。
也许，她没有考虑。也许她考虑了，觉得海成正是她的良配吧。
然而在杨林心中，她对姐姐处理这个事情是有微词的。
首先，你没有跟向家真正有一个了结，在法理上你都是输道理的；其次，先是向泉的事，这次海成的事，姐姐都没有真正跟家里商量，都是一而再地自作主张；第三，姐姐的很多态度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感觉，明明只是通知他们，但她还表现出某种“我在跟你商量”“我在跟你征求意见”的架势。
一切的一切都让杨林心里疙疙瘩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