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四
留固站是一个规模仅次于县城的大的汽车站，整个东半县的人去郑州、安阳、焦作、新乡、开封等城市一般都在这里等车。车站有旅社、饭馆等，服务设施齐全，但都很简陋。车站始发车不多，路过的车多。路过的车大多都在这里歇尖，司机和售票员吃饭、住宿都免费。留固站距离卫南坡就10多里地。
1972年的中秋节刚过中午12点，孔复礼就带着儿子赶到这里等车。多年后以后，孔中庸坐着几百万元的“劳斯莱斯”回家都经过这里。
本来孔中庸早晨起来就简单的收拾铺盖，找根绳子捆起来，就要出门。奶奶拦住了：
“孩啊，咋说今天是八月十五（对中秋节的另一种说法），好歹吃吧中午饭走吧。”
孔复礼也便穿衬衣边走出来：
“中庸，去煤田得去留固站，每天就一辆路过的长途车，从开封来的，要到中午12点以后到，有时到1点多，擦黑能到煤田，煤田有车站，早吃午饭不耽误。去早了没用。”
说话间，郭森走进来了，手里提着一个小口袋，放到饭桌上，对奶奶说：
“婶子，这是两瓢白面，要过节，孩要走了，赶紧活活吃顿馒头吧。”
孔中庸更不好意思走了。那年头，能吃上白面一般就过春节几天，其他时间都是玉米面窝窝等粗粮，还要有几个月吃政府的救济粮。救济粮就是红薯干。孔中庸在老家吃的多了，有了肠胃不良反应，后来从不吃红薯。就是红薯成为“稀罕”时也不吃。上世纪90年代末，小区门口有一个烤红薯的，焦香流油，很多人趋之若鹜，孔中庸还是退避三舍，从没有买过。
郭森，一个村支书，为什么对孔家这么关照？多年后，他不止一次的絮叨过：
“你爷爷对长工不孬，对我特别好。我媳妇还是他出钱帮助娶的。当年批斗时开始我不愿意，还受过领导批评呢。过去那么多年了，算了。”
孔中庸也知道郭森“成长”的大致的脉络：1945年，晋冀鲁豫八路军最后和鬼子决战，战役就为卫南战役，解放了整个豫北，卫南坡是中心。刚刚得知大儿子死讯的孔克己对日本鬼子恨恨不已，又是乡里的参议长，就推荐郭森参加了八路军的队伍。郭森没当成兵，就是当民工，搬运粮食，抬担架什么的，但毕竟在部队待过，政治觉悟提高了不少，1948年，带领卫南坡和附近几个村的人推车挑担，加入了淮海战役的支前大军，回来后就当了村支书。“文革”开始后，村里成立了“井冈山”战斗队，郭森还被批斗过，但他平时为人实在，热心帮忙，并没有受多大罪，后来实行“三结合”，他又进了班子，实际上还担负支书的责任。他的儿子郭林根红苗正，参了军，在一个大军区机关开小车，也成为郭森的荣誉。孔中庸对战斗队、参军都不报幻想，但特别羡慕郭林。去年春节郭林回家探亲，一身绿军装，见谁都立正敬礼，惹得孔中庸在梦中也穿上了绿军装。
郭森放下口袋，转身就要走，奶奶用讨好的口气说：
“支书，别走了，一起吃饭吧。”
郭森摇摇头：“婶子，在家里叫啥支书呢。还有事呢，你们吃吧。”说着，匆匆走了。孔中庸父子知道，郭森人虽好，但也怕被人说和地主有勾结。所以也没有强留。但心里还是非常感激。
孔中庸感激是对的。对这件风流事件的处理，郭森确实帮了大忙。有人建议把孔中庸送到乡里“法办”，郭森劝阻了：“人家女方那边都没嗷嗷（找事），我们咋呼什么，嫌丢人不够啊。把他赶出去算了。”郭森说的义正言辞，话里话外还是像照顾孔家。
郭森说的也有道理，女方都没多事。但他不清楚，这得感谢二妞。事情发生后，前营村的治安干部和妇女主任找到二妞，要她说自己不愿意，控诉孔中庸混蛋，硬逼的，报上去定个“强奸罪”。妇女主任还愤恨的咬牙切齿：“地主就是地主，不会改好！”父亲在一旁催促：“说呀，你说呀。”二妞哭了，捂着脸说：“我愿意的，不怪人家。”她爹气得直跺脚，二妞又说：“爹，我听你的，嫁的远远的，不回来了。”父亲仰天大叫：“作孽呀，作孽呀。”治安干部和妇女主任没有得逞，出了门还嘀咕：“当过富农，和地主差不多，弯刀对着瓢切菜，都不是好人。”
多年后，孔中庸知道了这一切，还暗暗感谢二妞，要不，哪有打工的机会，更不会成为名镇一方的富豪了。开始几年，他还想：二妞具体嫁到哪里了？幸福吗？岁月是把杀猪刀，时间一长，二妞的印象逐渐模糊了，直到20多年后永别时的最后一面。
奶奶活好了白面，蒸了几个馒头，下了两碗面条，还从床底的瓦罐里摸出两个珍藏的鸡蛋，打在面条里。
“奶奶，你吃吧。”孔中庸把面条碗推过去。奶奶忙说：“要走远路了，吃吧，锅里还有。出去和气点，别和人生气。”孔中庸知道，锅里只剩面条汤了。
刚过十一点，孔中庸就吃完了饭。孔复礼从村里赤脚医生家里借来半旧的自行车，村里当时仅有的一辆，还是村里为赤脚医生方便看病配的。一路上，孔复礼一直说一个叫“老憨”的人：“他是专业队的队长，管咱们这一片，说话粗点，爱开玩笑，大家也爱和他开玩笑。人不错的，你去了多听他的。冬天那里冷，山里的风嗖嗖的，这不，我的大衣给你拿来了，破点，能挡风。”
父子两人不到十二点就到了车站，等了将近一个小时，长途车“呜呜”的像老牛在呜咽，缓缓地停下来。
豫北农村有“七不出门八不回家”的说法，又是过节，车上有空座。孔中庸刚坐下，车开了，他又站起来，望着父亲骑自行车的蹒跚身影，两行眼泪“簌簌”的滚落下来。
路况不好，坑坑洼洼的，车走的很慢，还见站就停，车厢里不久就挤满了人，什么气味都有。一个多小时后，一个老头，像爷爷的岁数，摇摇晃晃的走上来，孔中庸急忙站起让座，并搀着坐下来。老头可能不习惯说“谢谢”，只是一脸感激的看了他好一会儿。亲切地问：“小伙子，到哪？”孔中庸回答：“煤田。”这趟车煤田站只有一个。老头热情地说：“我也到那里下车。你头回去吧，到站我叫你。”
天已经黑了，煤田的车站终于到了，孔中庸活动一下站的发麻的身板，把父亲的破大衣塞到行李卷里，搀着老头走下车去。抬头一看，四个大黑字映入眼帘：太行煤矿。
